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势力，有人深入研究。闻黎明使用了“第三种力量”这一概念，提出：“第三种力量，是指国共两党势力之外由具有中间政治倾向党派、社团及群体集合而成的一种社会性力量。这种力量具有独立性、政治性、社会性三个特点。独立性主要通过思想意识而表现，即它既不苟同于执政的国民党，也不依附于与其对抗的共产党，而是带有明显的超意识形态倾向，‘中’性色彩十分突出。政治性则主要表现于它以在野地位争取问政参政权力，其一方面积极提出建国主张与实施具体方法，一方面亦尽力正视客观实际，不放弃渐进的点滴的改革。至于社会性，则不能不承认它在社会各阶层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以致国内各种集团都视其为中间势力的代言人，国际社会亦依据它的态度变化来判断中国民心之动向。”他对第三种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集结、形成、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考察，并例举事实分析它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结论说：“第三种力量的出现与变化，既反映了政治斗争中民主与反民主势力的消长，也对国共两大政党起着某种制约作用。因此，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都注意参考它的态度来调整各自的政策，而人们也习惯根据它的倾向来估计国共两影响的强弱。”（注：闻黎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第三种力量》，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关于对中间势力的研究，还有人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宪政运动，提出：中间党派的“宪政设计”充实和发展了孙中山的“人民有权”、“权能分治”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制衡理论，对孙中山的“五权分立”作了某些修正，这与中间党派既反对国民党专制体制，又囿于分权制衡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注：王永祥、王丽华：《论中间党派在1939年-1945年宪政运动中的宪政设计》，载《南开学报》1998年第1期。）
    （二）军事方面。针对近几年来一些文章提出的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之外还存在着若干个敌后游击战场的观点，肖一平撰文反驳说：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实际情况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并不重视游击战争，也未曾有计划地在敌后部署游击战争。那时，在国民党内部虽有少数人士在敌后组建抗日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也是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而与中共合作的结果，这些部队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并先后在敌后成立了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加强抗战力量，使国民党正规军的作战，能够得到游击战的支援和配合”；“二是抗战初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极大恐惧；他们抽调一部分军队深入到华北、华中敌后的主要任务，是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破坏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实际上，被派到敌后去的国民党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在1941年和1943年先后投敌变成了伪军，其余的则撤退到国统区。还有一些游杂部队，则多为惯匪和兵痞所掌握，活动范围狭小，很少抗日作战。因此，抗日战争时期只存在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和“敌后解放区战场”，而不存在所谓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注：肖一平：《略论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载《科学社会主义》，1997年第4期。）
    涉及国民党的军事战略，王建朗在对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和战抉择的研究中，认为当时南京的态度虽与冀察有所不同，但也不是一意主战，其原因主要是对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能否持久坚持而不被日本击垮缺乏自信，另一个深层因素，则是担心对日作战削弱军力而为苏俄和中共提供机会。故“以应战姿态而求免战结果是蒋介石处理卢沟桥事件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注：王建朗：《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关于对百团大战，从1945年延安华北座谈会开始直到199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止，对它的褒贬可称大起大落。彭德怀冤案昭雪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不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作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学术问题，至今仍存在不同见解。其中“得大于失”和“失大于得”是争论的焦点。针对百团大战是“引火烧身”的观点，舒舜元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从日本方面看，1941年把战略重心转向华北敌后，是基于掠夺华北资源“以战养战”实施南进的战略需要。无论有无百团大战的“刺激”，日军对华北的“扫荡”都不会减少；从八路军方面看，百团大战前是扩军高峰期，而百团大战则使官兵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另外，军、政、民各级组织也在配合战役的过程中得到了巩固和提高。这些都为战胜后来的严重困难奠定了坚实基础。（注：舒舜元：《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何以大起大落》，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11期。）
    （三）经济方面。关于敌后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仍有人继续研究。此外，对于沦陷区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其中对华北沦陷区经济的研究走在了前面。曾业英主要依据日伪资料，对华北沦陷区农村经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第一，从日本自身和华北的特有条件分析了日本对华北农业资源的态度，认为华北棉粮是日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而日本对棉粮的态度又有区别，以太平洋战争为界，之前重视棉花，之后棉粮并重。第二，论述了日伪实施农业增产运动的种种措施及其失败的原因。第三，具体地分析了日本对华北农业资源的统制过程与掠夺手段。第四，列举了日伪统治下华北农民的各类负担。第五，结论认为：在华北农村，“不管日伪当局如何从予取予求的目的出发，力图实现农业增产，但事实是无论棉花还是食粮生产都远未能达到事变前的水平，而广大农民所忍受的痛苦则远远超过了他们能力的极限，显然，华北农村经济在日伪统治下，已陷入破产的绝境。”日本及其追随者，是华北农村经济破产的罪魁祸首。这充分证明：日本的所谓“东亚解放”、“经济提携”、“共存共荣”，“统统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注：曾业英：《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任云兰则撰文通过对“东亚经济恳谈会”的组织构成及其在华北经济统制中的作用、性质的剖析，论证了日本对华北经济的破坏和掠夺。（注：任云兰：《东亚经济恳谈会与日本对我国华北的经济统制》，载《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
    除沦陷区经济研究外，唐凌关于抗战时期公营矿业经营管理的研究也应引起注意。唐凌撰文提出：抗日战争时期的公营矿业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独营，或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合营两种形式。公营矿业的管理方法分为租客制、包工制、班组承包制、里外工结合制、雇佣制、按时计工制。唐文通过对这些管理方法的具体分析，指出当时的公营管理方式含有封建主义的成份，但由于多数企业采取了雇佣制，因而它们普遍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另外由于公营企业大多为资源委员会独办或与地方政府合办，新式人才较多，使资本主义的意识和方法得到了传播。（注：唐凌：《抗战时期公营矿业经营管理探析》，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这些分析， 为人们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成份的变化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