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和教育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诸问题的研究中，文化和教育的研究比较突出地引人注意。
    （一）关于文化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包含了反映这一时代特点的文化产品如小说、诗歌、戏剧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也包含了反映意识形态特点的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认识。对前一个内容，已经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如关于抗日文艺作品、抗日文化城和抗日文艺团体的研究，见诸大量文章和著述。而对后一个内容，研究尚不充分，以至于产生了战争是否阻滞了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与之相关的如何看待民族发展的“体”“用”关系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未见有人做透彻分析，但皇甫晓涛的观点却可以给人启发。他以“东方文化复兴”为主题提出：“中国现代文明萌孽于近代社会变革，发轫于五四新文化，却是在三、四十年代才成熟、发展起来的。”他具体地分析了抗战前后中国出现的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认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著名论断，“隐含着对东方文化以民族为本的民族精神与西化自由派科学民主为用的时代精神，也隐含着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体的民本思想和政治倾向，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整合与创造。”他还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应该说它对新儒学派与西化自由派的观点尽管有反驳，然而其体系深处还是有着许多相互联系而共同形成了以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及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为代表的现代人文基础。”他没有论述文化复兴与战争的关系，但有这样的表述：“抗战之后，现代人文基础的形成与和平建国的历史需求终于促使了民族精神的觉醒，而民族精神的觉醒又促动各学术、思想流派与文化思潮的发展。”因此可以看出，他的所谓“东方文化复兴”，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抗战时期中国“民族精神的发展”和“文明构型的抉择”。（注：皇甫晓涛：《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载《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关于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还有学者提出，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与张闻天存在着歧见，即张闻天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之外，还提出了“民主的”方向。对于“民主的”一点，张闻天解释：“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并且他还解释，“科学的”、“大众的”的核心，“其实大体上都是贯彻实现民主精神和民主自由的问题”。毛泽东未提“民主的”一点，只是在解释“大众的”一点时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以“大众的”来包括文化发展的民主方向，道理上说不通。这表明，张、毛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邓小平在1941年《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解释使用了张的提法而没有使用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必读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提法，这显然也不是邓的疏忽。后来的事实证明，张的“民主的”提法是正确的和必不可少的，而“毛泽东在文化思想发展方向问题上，对‘民主的’的这个要点的无视，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注：曾彦修：《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7期。）
    （二）关于抗战时期的教育。对于战时中国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及其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学者一般持肯定态度，并对高校内迁、培养战时所需人才、带动后方科技与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较多的实证性研究。随着研究范围的延展，又有新的课题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如发生于抗战初期的关于大学出路何在的论争，对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过去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金以林指出，这场论争的焦点在于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应负何种责任。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应直接服务于抗战，为此应调整课程，缩短修业时间，激烈者更提出“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停办”；一种观点则认为，教育为百年大计，战时教育不能全盘改弦更张，使正规教育中断。参加这场论争的有知名教育家、广大师生，也有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员，蒋介石也参与了论争，并且提出：“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受后一种观点的影响，国民政府最终做出“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战时教育方针。（注：金以林：《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余子侠在批评国民政府调整抗战教育政策受战前“攘外必先安内”等消极心理因素影响的同时，对“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也予以了肯定。（注：余子侠：《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的形成及其决策心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另外， 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在战时的迁变，余子侠也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较详尽地阐述了教会高校在抗战期间进一步向着中国化、世俗化的方向转型和演变的过程。（注：余子侠：《抗战时期教会高校的迁变》，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应当指出的是，关于抗战时期中、小学教育及沦陷区教育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五其他问题
    除上述几方面研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进展外，关于抗日战争的政治、军事、经济，也有一些引人注意的研究成果，择其主要介绍如下。
    （一）政治方面。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研究引人关注。杨奎松将延安整风运动放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背景下进行了考察。他提出，毛泽东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反对“洋八股”，中国人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矛头所指是党内留苏人士。而他尖锐批评的“言必称希腊”，希腊则指苏联。毛当时比较明确地提出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这与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与共产国际在对待国民党的策略方面发生明显争执有直接关系。而王明在张闻天、博古承认错误之后敢于继续和毛泽东对抗，与季米特洛夫就与蒋介石合作问题发给中共的措辞严厉的质询电不无关系，而后来王明落马，也恰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对中共的某些指示有关。对于延安整风的这一背景，毛泽东后来解释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注：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另外有人专门研究了“九月会议”， 认为这是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在会议期间，真诚的革命者“反躬自省”，王明诿过、倒算陷入尴尬。毛泽东后来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中央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整风也整不成”。（注：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