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论著和讲演中多次提到“大同”，他还亲笔写了《礼运》中有关“大同”的词句。孙中山论述的“大同”，和传统儒家“大同”有何关联，和他同时代写有《大同书》的康有为所言“大同”有无异同？本文准备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礼运》是儒家经籍《礼记》中的一篇。《礼运》描绘的“大同”，就是孙中山亲笔缮写的“大同”原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描绘的“大同”理想境界是“天下为公”：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老幼孤独都有所养，盗贼不作，外户不闭。这种“大同境界”，一直成为后来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的理论支柱，康有为还专门写了《大同书》。
    在孙中山的著作和讲演中，曾不止一次地谈到“大同”。如《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说：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1〕。
    孙中山又说：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2〕。
    忠孝仁爱等等，是儒家久久相传的伦理道德，可知孙中山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熏陶的。
    孙中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他自己也不讳言，说：
    “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3〕。
    说是有三个来源，不全是传统儒学，但对“固有之思想”，也曾“因袭”。在解释民族主义时，他说：“对于世界之诸民族，驯致于大同”，提到“驯致大同”。
    “固有之思想”，是孙中山革命“所持主义”源流之一，也是他想“驯致大同”的源流之一。他是受到传统儒学的影响的，是受到《礼运》“大同”的启示的。
    二
    孙中山对待传统思想，是以自己为主体，从革命需要出发；不是因循古训，膜拜古人，是与其他思想家之“为古人所惑”不同。
    传统儒学都以尧、舜为至治的盛世，并有着尧、舜、禹、汤、周文武的道统。春秋战国，“世衰道微”，秦汉以降，日渐衰落。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是由盛转衰的，尧、舜的盛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样，人们就迷恋往古，向往尧、舜，认为上古的“盛世”已逝，衰乱的迹象已呈，“历史往而不复”，引导人们向后看。儒家思想的传统影响，孔子经书的朝夕熏陶，述遗经，袭旧义，颂唐、虞，循古法，束缚思想，阻挠进步。
    孙中山也讲尧、舜、禹、汤、周文武，但所讲与传统儒学所讲有别。如说：
    “我们用已往的历史证明，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譬如中国的文化自何而来呢？完全是由于宣传。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删《诗》、《书》，作《春秋》，是为什么事呢？是注重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4〕
    他以尧、舜、禹、汤是孔子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予宣传的，和传统儒学奉尧、舜、禹、汤为治的圣道不同，和传统儒学的增孔为“万世师表”的圣人不同。他又说：
    “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人纣，未闻杀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主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5〕
    说是中国儒家所遵奉的经典著作，只是“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了解和取法民主，“不可不取资欧一美”。孙中山不是迷恋往古，而是取法当前，面向未来。
    尽管孙中山也说过：“尧、舜的政治，名字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崇仰他们。”但历来儒家是以尧、舜为“至治”的“盛世”，是向后看的；孙中山则是用以揭露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不是对唐、虞的回归，而是向前看的。他也不是像儒家那样迷恋骸骨，憧憬“大同”；而是要“打破旧思想，改造旧思想”。要通过革命实践，“成一个大同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