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和孙中山对待“大同境界”看法的不同,还在于康有为浸渍封建传统教育很深,孙中山则亲身接受西方教育。孙中山亲笔写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源自《礼记·礼运》,康有为亲自为之作注,序文中说: “余小子六岁而受经,十二岁而尽读周世孔氏之遗文,乃受经说及宋儒先之言,二十七岁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乃至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乃尽舍传说而求之经文,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22〕 可知他从小受到儒家经籍教育,读了《礼运》而明“古今进化之故”,从而为之作注,推演“大同三世”说,以“崇孔子而同大地”,尊孔崇儒,不可自拔。 孙中山之言“大同”,缮《礼运》,却是在帝制虽推翻、军阀仍混战、中国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向往“大同”、期待太平的情况下,为适应新的潮流,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以进大同”的。他是“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使“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23〕他是以自己为主体,从革命利益和需要出发,将儒家学说作为历史资料加以选择、取舍、利用的。 孙中山是在动荡的时代里,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前进,寻求“大同”的。这些,就非康有为所能启及,在如何实现“大同”的根本问题上,必然有其差异。 非但如此,康有为的《大同》是他在1901-1902年所撰,亦即与《论语注》、《孟子微》等儒家经籍注释所撰时日相近。〔24〕这时,革命形势逐渐发展,康有为却坚持保皇,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25〕这两封公开信,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主张“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鼓吹保皇,反对革命。在此同时,他所写的《大同书》,也有赞美日本明治维新,抵击法国革命的辞句。〔26〕它反对革命的飞跃,主张循序渐进,它描述的“大同”,不是导向“无有阶级”的“公产社会”,而是导向资本主义社会;《大同书》提出的“大同”方式,不是赞成革命,而是主张改良。那么,在评价《大同书》的同时,就不能不考虑康有为这个时期的政治实践。他和在动荡变幻的时代里,跟随时代前进,向往“大同”的孙中山,自不可同日而语。 “适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是孙中山的过人之处,也是包括康有为在内的演衍“大同”的思想家无法与之比拟的。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第253页。 〔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3页。 〔3〕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页。 〔4〕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讲话》(1923年12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66-567页。 〔5〕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页。 〔6〕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1923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07页。 〔7〕〔8〕〔9〕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98、48页。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1〕《孔子改制考》由大同译书局刊行《序》文,署“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当1898年。 〔12〕〔13〕〔17〕康有为:《大同书》,第116、117、107页。 〔14〕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讲话》(1924年7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461页。 〔15〕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1923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70页。 〔16〕见拙撰:《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和《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载《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4-171页。 〔18〕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讲话》(1924年7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463页。 〔19〕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1924年1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177页。 〔20〕《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84页。 〔21〕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7页。 〔22〕康有为:《礼运注序》(1897年),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92-193页。 〔23〕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80页。 〔24〕见拙著:《〈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见《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第125-133页。 〔25〕两文辑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474-505页。 〔26〕见《大同书》第50、70、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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