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
    “我们中国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这项思想。他曾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过当孔子那个时代，只有思想，没有事实。到了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思想，也有了这个事实。人家都要做主人翁，承认用这项主义的政体，才算是上上的政体。所以民族主义到了现在便发达到了极点。”〔6〕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过去“只有思想”，现在却“有了这个事实”。孙中山是观察当前的世界发展趋势而援引“大同”的，是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而向往“大同”的。它与儒家的怀念往古，叹息“今不如昔”，对前途缺乏信心是有根本不同的。他是从革命需要出发，“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和儒家的奉经书为圣典，以“大同”为“往而不复返”也是不同的。
    三
    在近代思想家中，康有为曾描绘“人人极乐”、“愿求皆获”、“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境界”。但他与孙中山的论述“大同”却有不同。
    康有为确曾较早孕有大同思想，后来还写了《大同书》。他在先前写的《孔子改制考》中就说：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了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春秋以后，乃得详记”〔7〕， 孔子是“制法之王，所谓素王也”〔8〕。孔子的“托古”，是为了改制； 孔子要改制，又依赖“托古”。这是因为“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是“人之常性”，“非托之古，无以说人”〔9〕。尧、舜、禹、汤、 周文武的“盛世”，不是古代实有，而是“托之以言其盛”。孔子处在乱世，向往的却是“大平盛世”。为了“改制”，为了“救世”，于是“托古改制”。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也述其师说：“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者，其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籍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所构成也”〔10〕。
    康有为以“六经皆孔子所作”，孔子是“制法之王”，这样就推翻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旧说。长期以来，儒家总把孔子说成是“信而好古”的古代文化保存者，于是言必称三代，“世愈远而治愈甚”，形成厚古薄今，眼睛向后看，陷入退化论的泥潭，也成为封建顽固派用旧制来压制改革的护身符。康有为力反旧说，谓三代盛世是孔子“托之以言其盛”，以为“远者必忘，故当近；旧者必坏，故当新”。旧者必坏，就不能泥守旧法；新者必兴，故当变法维新。《孔子改制考》刊于1898年〔11〕，类似的文章发表更早，应该说，康有为“大同思想”孕育较早。他以尧、舜、禹、汤为孔子“托之以言其盛”的论调也早于孙中山，他不愧为“先进的中国人”。但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他后来写的《大同书》却与孙中山所言“大同”，有着显著不同。
    首先，康有为把“大同”的实现说得遥远无期，只能循序渐进，不能“一跃操飞”，是为他的改良主义政治目的服务的；而孙中山则以为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思想，也有了这个事实”。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把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说成是“升平世”（“小康”），实行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可渐入“大同之域”，是引导人们向前看的。政变以后，却把当时的中国，由“升平”倒退到“乱世”，而“大同”则遥遥无期，说什么“合同而化，其在千年乎？其在千年乎？”〔12〕“方今列国并争，必千数百年后乃渐入大同之域”〔13〕。那么，“大同”的实现，尚需在千百年后。他更改“大同”三世说，制造进入“大同”的不少阶梯，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跳渡”，不能“躐等”。
    孙中山则说：“从前是一人做皇帝，现在四万万人作主，就是四万万人做皇帝，虽然没有见过，但是老早便有这种理想。譬如孔子说：‘天下为公’。又有人说：‘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是这个理想。我们革命是实行三民主义，也就是这个思想”〔14〕。提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又说：“不过当孔子那个时代，只有思想，没有事实，到了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思想，也有了这个事实”〔15〕。他不是如康有为那样以为“大同”的实现遥远无期，不是要经历“升平”再到“大同”那样循序渐进。
    其次，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酝酿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大同书》所说的“大同”，是指略如美国、瑞士式联邦政府的资本主义共和制度〔16〕，并以典型的资本主义为蓝本。他所说的“去国界”，只是“无帝王、总统位号”，“无世爵贵族”〔17〕，也就是说：废除各国封建的君主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的“世界”，不是“公产”的社会。他所指的“公产”，不是从消除阶级的私有财产出发，而是从平等独立、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出发。所谓“去家界”、“去产界”，也只是把资产阶级的平等命题来代替社会革命的命题，只是企图消灭封建家族制度而不是“公产”。
    孙中山呢？却是注意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注意到占人口最多的农民的利益。他说：“我们要为人民谋幸福，就要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中国几千年来立国，大多数的人都是农民”〔18〕，应该注意农民的利益。“照中国的现状，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这个政纲。人民做不到的，我们要替他们去做，人民没有权利的，我们要替他们去争”〔19〕。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还说：“要促进中国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20〕。孙中山在动荡的时代里，符合时代的潮流，顺应社会的发展，自非康有为所能启及。
    康有为和孙中山在对待“大同”问题上的不同，是因为“大同”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向往的境界。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差异，必然反映到对待“大同”的根本问题上。他们都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康有为企图依靠封建势力，发展资本主义；孙中山则研究欧、美各国最新社会潮流和思想潮流，力图为中国的未来作出规划。康有为想通过皇帝的权力，进行从上而下的改革，他所联络的，也是上层官僚士大夫；孙中山则以改良农业为“今之急务”，注意下层，联络会党。康有为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也溢美了资本主义制度；孙中山则早年就对“美洲逐客”、“檀岛禁工”予以抨击〔21〕。他们之间的不同，自有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