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自治问题上，“佐藤外交”也无意加以实质性的修改。佐藤一面提出对华北自治要采取渐进方式，告诫说：“过去我方的施策给中国及列国以帝国企图扩张停战地域、推进满洲国国境乃至促使华北独立等误解，今后要特别注意此点。”另一面又与陆海军省共同策划《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的方针》两个文件，规定“指导华北的重点在于使该地区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并有助于获取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由此防备赤化势力的威胁，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在实行中“要指导其自行协助实现”。在此，“佐藤外交”提出的“误解”和华北当局“自行协助实现”之类，只是要求军方暂时不要采取过激的行动，以与外务省一致的步骤，通过“经济提携”逐步实现。因此，佐藤主张在华北首先要“专念于开发经济资源、扩充交通、密切文化关系”（注：《对华政策一般》，日本外务省档案，A110-10。）。这一方面有利于建立“不可分离的经济关系”，使华北风潮由反日转向亲日，另一方面又适应日本战略经济的需要。
    4月6日，川越驻华大使去见张群，寻问“调整邦交”的意见。张群指出：“中日问题分四种。第一，满洲问题。第二，废除上海及塘沽停战协定问题。第三，在华北非合法的既成事实（例如冀东政府、华北上空自由飞行）问题。第四，避免今后两国间产生任何新的磨擦的问题”。提出，第一这满洲问题可暂时搁置起来，第三之华北问题最为重要但可逐步解决，第四个问题要求日本充分自重。暗示第二个问题应尽快解决。王宠惠接任外交部长后也数次与川越会谈，提出要将政治问题和经济合作问题同时加以研究并谋求解决。佐藤接到川越的报告后表示：“不能认为中国方面完全抛弃了调整日中国交的希望”，主张对中国方面的要求给予一定回应，在“举文化上、经济上提携之实的同时，解决比较容易的具体问题，以此逐步向日中关系全面调整推进”（注：1937年4 月30日佐藤外相致驻英吉田大使、驻美斋藤大使电，日本外务省档案，《对华政策一般》，A110-10。）。
    佐藤主张对中方要求给予一定回应的原因是，若如以往完全不顾中方的要求，单方面强行将自己解决“悬案”的要求强加于国民政府，交涉将再次失败，结果将只会将“中国逼向英、俄等一方”，对日本的东亚战略造成难以挽回的不利后果。4月底， 佐藤通过驻华外交情报渠道发现中国“在对日关系上欲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注：1937年4 月30日佐藤外相致重光驻苏大使电，日本外务省档案， 缩微胶卷，R ·UD5。）。于是一方面训电驻苏大使重光葵及驻华外交机构加紧探查，一方面更是主张坚持对华“新政策”，指令东亚局研究中方的要求，在废除冀东特殊贸易（走私）问题上作有条件的让步。
    五月上旬，外务省制订《关于废除冀东特殊贸易的方针》，提出：（1 ）（国民政府）将河北省关税剩余部分即关税收入扣除外债负担及海关维持费的剩余委让于冀察政权，与此同时，废除冀东特殊贸易。（2）根据冀察政权对南京的建议和在南京进行的外交交涉， 使国民政府适当降低关税（降低关税不作为废除特殊贸易的条件）。在同一时间，日本外务省还制订了《关于对华航空问题的方针》，提出要继续就停止日军飞机在华北上空自由飞行问题与中方交涉，以停止此自由飞行换取中方同意开设上海至福冈航线、开通欧亚航空联络线。
    以上文件表明，日本外务省企图在表面上回应国民政府的部分要求，对个别问题作出有条件的让步，以实现两个重要的战略性目的：第一，诱使国民政府同意将河北省的关税余额交给冀察政权，以在关税制度上助长其独立性，便于以后实现华北自治。第二，日德协定签定后，日本急盼能早日打通欧亚航空联络线，以便于加强与德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合作，随之可加强日本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因此，佐藤强调：“实现欧亚航空联络，是我方最为希望之事项。”另外，日本在发表“天羽声明”时期既对美国在华发展航空势力极表不满，一直企图向中国的航空方面扩展势力。
    佐藤作了以上“让步”准备，电训驻华大使伺机提出。 5月14日，日高驻华代理大使往访汪精卫，就两国关系征求意见。汪提出两个原则：（1）两国合作，共同谋求生存发展。（2）一方不能为生存而损害另一方。并主张：“目前应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前提……具体地说，首先可举华北问题。此问题对日本并非死活问题，但对中国则实为死活问题。若解决不了这一问题，国民政府将在国民中失去威望。因此，无论何人当政，都难以实行将这一问题搁置起来的政策。”（注：1937年5月14 日，日高代理大使致佐藤外相电， 《对华政策一般》， 日本外务省档案，A110-10。）基于这一认识，中方要求日方同意解散冀东伪政权、废除塘沽协定等。而佐藤的“对华新政策”则要求逐步实现华北自治，并强调要将冀东伪政权统辖的地区建成符合华北自治要求的“模范地区”。因此，日高代理大使对汪的意见没作任何回答。既然双方立场根本对立，也就无法重开正式交涉。
    至此，“佐藤外交”已难以取得进展，军部对佐藤及林内阁的“渐进主义”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此时更是发动猛烈攻击。舆论界也乘机推波助澜，攻击林内阁软弱无能。对此，佐藤仍表示要继续设法推进其“新政策”。究其原因，如天羽英二和宇垣一成等人所言，日本的“外交处于八方堵塞的状态”，对英、俄、华关系均无任何好转，若不在外交上打开一个缺口，实现在东亚确立新秩序的目标将遥遥无期。日驻英大使吉田茂指出：“若不打开日中关系，就难以确保我在东亚作为安定力量的地位，此无须赘言，在对苏关系上也是一大障碍。”
    为打开对华外交僵局，佐藤还企图在通商等方面略作让步，拉拢英、美，以“争取在其谅解下推进对华政策”。如在对印贸易方面向英国作了让步，英国则于4月12日撤回废除日印通商条约的通告。 佐藤欲拉拢英美的如意算盘是一箭双雕：取得英美的谅解，加强对华交涉的地位，逐一实现对华外交目标；届时，日本“指导”的东亚国际新秩序逐步形成，英美将不得不默认这一既成事实。但英、美对日本不断采取行动表示反对。
    佐藤见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带有战略意义的“经济提携”要求十分戒备，英美亦对日本推行的对华政策不予谅解，感到须等待有利时机，因此主张暂取静观态度。但是，日本军部早就不满于佐藤外交推行对华政策的方式（注：天羽英二：《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2卷，第276页。），不断攻击佐藤外交“软弱”，此时更是纠集舆论工具猛烈指责林内阁“软弱无能”，强烈要求内阁总辞职。在各方压力之下，林内阁只得于5月31日总辞职，“佐藤外交”推行不足三个月便草草收场。
    综观“协和外交”及“佐藤外交”时期日本的对华“经济提携”政策，不难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它是日本推行既定东亚政策的需要。这一政策欲实现的目标是否定华盛顿体制所规定的东亚国际秩序，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新秩序，中国首当其冲，是日本征服的对象。由于英美苏等国的牵制及日本自身战略阶段的规定，使日本暂时只能以外交手段推行其扩张政策。第二，它是日本转换外交手段的结果。其要求实现“日中亲善”、“日中经济提携”是实，但是，其前提是中国服从日本的“指导”，中国首先在经济上逐步从属于日本，以此为基础，进而实现日本“指导下的日满华三国提携合作”，从而奠定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新秩序的牢固基础。这不但给中国以巨大威胁，而且也给英美等国在远东的地位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