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从事学术史研究，章太炎或许是最佳入口处。原因在于，“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正如侯外庐所说的，章氏对于周秦诸子、两汉经师、五朝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等，均有详细的论述，不难从中整理出一部“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1〕。对于身处其间的晚清学界， 章氏也有不少精彩的评说，只是不像梁启超那样形成专门的著述。其实，作为一代名篇的《清代学术概论》，也只是梁氏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2〕
    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同样道理，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没有章、梁“从头说起”的魄力，自是深感惭愧；退而集中讨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目的是凸显论者的问题意识。表面上只是接过章、梁的话题往下说，实则颇具自家面目：选择清末民初30年间的社会与文化，讨论学术转型期诸面相，揭示已实现或被压抑的各种可能性，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乃至途径。
    一、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
    自从余英时借用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 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3〕， 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就像余先生所概括的，所谓“典范”或曰“范式”（Paradigm）的建立，有广狭两义，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既开启新的治学门径，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依照库恩的思路，科学进步的图景可以这样描述：典范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在调整适应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典范的建立。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乃是成熟的学者所必备的素质；可对于史家来说，最为关注的，很可能是危机已被意识、新范式即将浮现的“关键时刻”〔4〕。依余先生之见， “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关头”，《中国哲学史大纲》又恰好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故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典范的代表。〔5〕此说有力地阐明了胡适的学术史地位， 但并非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完整叙述。倘若辅以王国维、梁启超的思路，或许可以更好地诠释这一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
    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王国维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来概括有清三百年学术。此说常被论者引述，连带也被用来为王氏自家学术定位。其实，王国维并不认同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道咸以降之学”，因“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就像他极为推许的沈曾植一样，王国维也是“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承继清学而又不为清学所囿，乃章、梁、沈、王等晚清学人的自我期待，借用王国维的话来说，便是：
    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6〕
    并非只是“旧学邃密”，更难得的是其“新知深沉”，晚清那代学人的贡献，实在不可低估。沈、王诸君，深刻意识到危机所在，走出“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的“道咸以降之学”，追求的正是新范式的建立。
    可与王说相发明的，不妨举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梁氏分学术思潮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而衰落期中，必有豪杰之士崛起，其推旧与创新、即导入“第二思潮之启蒙期”。对于自家所处学术潮流，梁氏以全盛期正统派的眼光多有挑剔，但强调破除汉学专制、接引西方学术、回归经世之学，实际上将其视为“第二思潮之启蒙期”。如此自我定位，目光所及，在于“开来”，而不是“继往”。正如梁氏所称，启蒙期之所以值得怀念，在于“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7〕。晚清的社会转型与学术嬗变， 或许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面貌清晰，但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足证其绝非只是“清学的殿军”。
    强调新典范的真正确立与发挥示范作用，胡适当然值得大力表彰；可要是更看重危机中的崛起以及学术转型的全过程，章太炎那一代学人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视野。在我看来，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名如日中天，晚清一代的贡献多少受到了遮蔽。即便如此，谈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与学术，仍能找到不少喜欢“从晚清说起”的知音。
    认准“言近三百年学术者，必以长素为殿军”的钱穆，在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康有为专列一章。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对康氏反而着墨甚少，因其认定“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的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8〕。这一思路， 在其此前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已有所体现，即认定康有为经学成就不高，其贡献在于“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9〕。如此立说，表面上相当谦恭， 实则蕴涵开创新时代的大抱负。作为世风推移及学术转变的枢纽，康、梁、章、王等人的角色及功能也确实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