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其结局是悲壮而耐人寻味的。由于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办报刊、立学会、开学校，充满了近代文化气息，因而被后人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可以说，向西方学习是戊戌维新的主题。然而，由于戊戌维新没有经过如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沉思和文化兴盛，难免出现囫囵吞枣的现象，甚至走进了文化追寻的误区，这是值得深思而未引起注意的文化研究课题。
    “不中不西”：西学中化的急就之章
    比照当前成功进行着的改革，返观戊戌变法，不难看出改革的成功要有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正确的文化理论导向。成功的改革运动的领袖总是那些杰出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以创造性的理论教育群众，使群众围绕改革产生强固的凝聚力；并能以自己的洞察力烛照改革前途，带领群众前进。而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理论并不成熟，导致他们所能影响的群众层面狭小，在政治舞台上很难起扭转乾坤的作用。
    当时的中国，内有阻碍改革的顽固势力以及与此基础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与文化心理，外有列强的鲸吞蚕食与经济倾销。戊戌维新派没有时间对当时的内外情况作深观细察，便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压力下提出了自己的变革理论，这就注定了维新派不可能有完整、先进的思想体系，而是呈现出新旧交替、斑驳杂糅的特点。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思想界“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灭裂，固宜然矣。”维新派急不饥食，对新学还来不及加以认真消化，对旧学更无暇甄别筛选，就谈不上居高临下，取精用宏了。维新派从功利主义出发，古今杂糅，造成了一个“不中不西”或曰“即中即西”的思想庞杂体系，造成了西学中化急就之章的致命弱点。
    这种“不中不西”理论运用起来，总不免苍白无力，流弊丛生。梁启超承认这种理论最易产生两种流弊：其一，以新学新理缘附古义，必有牵强附会之处，最易导致国民产生不正确的观念。例如，以古代经典中的某些词句相附会立宪共和，认为这种制度是我国所固有的国粹，其实这种制度在欧美也只不过起于数百年前，这种附会将使人的思想局限于所附会的文句，混淆了诸如“周召共和”与资产阶级共和的本质不同。其二，凡所倡导的新学新制，都托为古人已有，“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之明”。若诸经皆无可比附，则明知为真理也不敢服膺了。所以梁启超宣称：“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诚爱桃李也，惟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其名实者。”这个认识是有深度的，可以说是揭出了维新派文化误区的疮疤。
    维新派所杂糅的“不中不西”文化理论，在表述上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量借用中国古代哲学及西方自然科学的名词和概念，尤其是袭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名词、概念，往往给人带来文化困惑：是按这一名词概念的愿意，还是按它所比附的事物的性质去说明这些概念的涵义，使人难以认定作者的原意和确定它们的范畴，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偷换概念的误区。“不中不西”理论的另一表现就是在维新派的理论系统中，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相调和。维新派用自然科学名词（如以太、电等）解释“仁”和“不忍之心”，产生了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哲学基础的芜杂导致理论的贫乏，从而使得理论没有起到团结更多要求改革人士的作用。
    维新派这种“不中不西”的理论表明，他们并未处理好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他们的思想是半生不熟的。首先，维新派的中西结合模式在整体上始终没有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维新派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以自身的文化基因为核心和立足点来吸收西方文化，力图在吸收西学的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去过滤西学的内容，他们始终没有在整体上超越传统意识。这种中西结合模式的后果并不美妙，因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取决于西学的渗透度和冲击度。中国近代维新派不仅面临西学在观念价值方面的冲撞，而且在引进过程中起码面临东西方文化4 种强硬的挑战：一是面临西方文化基因的挑战，即如何从思维方式本身改造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取其皮毛，构成思想意识中的表层结构。不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基因成份，而仅仅用中学思维方式的旧模式去包装西学的新理论，其结果是“旧瓶装新酒”。二是面临自身传统文化基因的挑战，无法突破儒佛道三教所构成的意识深层网络，因而不可能形成类似西方的非人格化法律运作体系，而这套理性机制恰恰是法治社会的基础。三是西学所孕育出来的制度的挑战，没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做后盾，只是形式上引进新名词，结果必然不对号。四是面临本身文化传统源流中产生出来的制度挑战，深层观念难变，由观念引申出来的制度更难变，两者互相牵制，导致近代中国制度变化的幅度甚小。
    其次，维新派“旧瓶装新酒”式的中西文化结合，注定了这种“四不象”文化失败的命运。近代西方文化是大工业文明的产物，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与儒学、道学及佛学是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文化现象，因而无法组装到与传统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以儒学为主的文化之中，如果硬性安装，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如此，近代化的变革要逐步淡化对孔子和儒学的信仰，康有为等维新派却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不仅使维新志士陷入困惑之中，而且也限制了自己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