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是以义和拳为基础的群众性的反帝组织，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与瓜分中国的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起，于1900年在北方进行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反帝救国斗争。义和团运动革命的正义性和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对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鼓舞。孙中山鉴于清廷对八国联军之入侵“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当年毅然命党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第二次反清武装起义--广东惠州起义〔1〕。孙及其战友始终对义和团运动有较正确的认识与评价。 当义和团在京津保地区高举“灭洋”旗帜，决心焚灭教堂，尽杀教民之际，“各报记录均称之为‘拳匪’、‘团匪’，唯《中国日报》独称之曰‘拳民’或‘义和团’”〔2〕；以后，孙在著述及演讲中， 曾强调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性质，称颂义和团伟大的救国牺牲精神，指出其愚昧排外等落后的一面，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与作用。孙中山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论说，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义和团运动认识的变化和进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及其革命派在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注意认真总结义和团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用于指导现实斗争。
    一
    义和团运动主要是一次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瓜分中国的爱国运动，它提出的种种口号皆以“灭洋”为主旨，鲜明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它斗争的打击锋芒，始终首先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在华的侵略势力。孙中山对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性质，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它完全是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侵略激成的，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与瓜分的、爱国的民族自卫战争。
    1924年9月，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而发布的宣言中，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三大原因，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反帝爱国的正义性。首先，孙认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行径使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之灾，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这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该宣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藩属安南、缅甸等等，次第被他割去，我们的海口胶州湾、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等等，次第被他抢去，各省势力范围次第被他划定。到了前清光绪二十四年的时候，瓜分中国的论调可谓到了极盛的时代”，“瓜分之说，唤醒了中国无数热血的人”，“怎怪得两年之后便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呢！”〔3〕其次， 孙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令中华民族无法生存而面临着灭种之祸，这是激起义和团反抗的又一原因，该宣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迫中国定了种种不平等的条约，领事裁判权啊，租借地啊，关税权啊，已筑就了经济上财政上侵略的基础。于是大发挥其对于殖民地的政策，将中国做成他的商场，源源不绝地销售商品，一方面又将中国的土地出产及人民劳力，来满足他掠夺原料、榨取劳力的欲望。这样绝人生计灭人种族的政策”，使中国人民感到“生计的压迫一日紧似一日，不由得不害怕，不由得不着急。这也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4〕再次， 孙认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尤其是传教士及教徒残民以逞的罪行，也是激起义和团反抗的一大原因。该宣言指出：列强除对中国实行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压迫外，“还有宗教的侵略。他们用政治力、经济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依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讼词，欺压吃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饮心刺骨。这也是义和团发生的重要原因！”〔5 〕上述这些分析应该说是全面而深刻的。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和平为民族之特性，有时不幸遇着他民族的侵略，才不得已而抵抗。……我们对于‘义和团事件何以发生’的一问，可以无疑无贰的回答：‘是因为帝国主义逼着他发生的！’”〔6〕
    孙中山本世纪20年代对义和团运动起因进行实事求是分析而得出的历史结论，不仅纠正了当时某些国外学者强加给义和团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而且强调了义和团运动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瓜分、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一场正义的民族战争。关于后者，孙中山还在一些著述中不止一次提到过。如他指出“各国之野心家大倡瓜分中国之议……俄德遂试行其瓜分之政策于胶州、旅顺矣……无何，而扶清灭洋之义和团起矣”〔7〕；又说庚子年的义和团， “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火炮”〔8〕。
    需指出的是，孙中山晚年对义和团起因与性质的正确认识，与他当时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提高有密切关系。孙虽然忽略了义和团运动还兼有反封建的次要方面，但他对义和团反帝救国性质的深刻认识，却超出一般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认识水平，而达到了其应有的高度。
    二
    义和团运动是革命正义性与斗争落后性兼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它一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英勇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农民阶级愚昧与排外等弱点。孙中山在论及义和团的活动与斗争时，高度评价和赞颂了义和团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指出他们的反抗斗争完全证明了中华民族不可辱和不会被征服，同时他又批评了义和团的迷信、落后与排外等弱点，表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盲目排外和不崇尚愚昧。
    孙中山对于义和团的救国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怀有深深的敬意。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高度赞扬义和团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斗中，表现了“中国人民有敢死之气”〔9〕， 他们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为“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持白刃以冲锋”，“视死如归”〔10〕。1924年在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热情称颂义和团1900年6月在杨村一带反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斗中， 表现了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和崇高人格。他指出：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经过杨村，就被义和团围住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义和团没有洋枪大炮，只有大刀；所围住的联军有很精利的枪炮……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许多人，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地把联军围住”。他们“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经过那次血战之后， 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 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11〕。他认为义和团为挽救祖国危亡而誓死抵抗入侵者的高尚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12〕的确，义和团救国殉道的自我牺牲精神与崇高人格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曾令敌人感到恐惧。侵略者惠尔泰就在日记中惊叹道：义和团“面对着来福枪和机关枪秋风扫落叶似的射击，还是勇猛冲锋，真是不能想像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勇敢的人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