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孙中山指出义和团以其壮烈牺牲的血的代价，激励中国志士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改革，从而迎来了民主革命风潮的全面高涨。他认为义和团的失败，是促使中国志士仿效外国进行共和革命的动因之一。他说：“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仿效外国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体……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34〕；又说义和团失败后，“支那内地新闻杂志、新书出版，多共和政体之观念。此为学术界之变迁”〔35〕。他还强调义和团运动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促成了民主革命风潮的到来与高涨。指出：“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发矣”〔36〕；“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37〕。他又指出当时革命风潮的高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内地人民的反清起义继续不断，一方面庚子义和团斗争的余波转向“扫清灭洋”，另一方面又爆发了新的反清斗争，如1902年广州党人图谋的起义，1904年王和顺、陆亚发发动的广西会党起义，还有致公堂的反满斗争等。二是国内外学生界和广大侨胞迅速地由爱国走向革命。他指出：义和团失败后，“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他们或著书宣传“排满革命”，或办报刊“鼓吹革命”。“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38〕。
    我们从孙中山肯定义和团历史功绩与贡献的论说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义和团的战斗中得到了启示和鼓舞，他们对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中蕴藏着的革命力量，开始有了某些新的认识。此后，孙本人和革命派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在武装反清斗争中，都注意寻求与农民阶级有密切关系的会党的支持，应该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应当承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与义和团不仅在时间上有承接关系，而且还存在着某些历史的内在联系。义和团失败过后11年，辛亥革命就取得了推翻清朝政府的伟大胜利。这绝不是偶然的，其中部分原因是义和团运动给清廷腐朽统治以一定的暴露和冲击，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扫除了某些障碍，而以孙为首的革命派又注意吸收义和团斗争的经验教训，用于指导当时的民主革命运动。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辛亥革命运动本身却是与义和团不同性质的崭新的革命运动。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高揭“扶清灭洋”旗帜进行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时，孙中山在广东发动的惠州起义却提出了“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的政治口号〔39〕。他多次强调这次起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华南地区“新建一个共和国”〔40〕，以便“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制统治”。〔41〕外国人也认为这一次起义，与“各地蜂起的排西教会匪异趣，宣称以覆满洲政府为目的”〔42〕，“其军令所出悉以西法为准绳”〔43〕。由此可见，孙中山当时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革命与义和团运动相比，虽然力量和影响较小，但它却是更高层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赋予了新时代内容和含义。因此可以说，义和团运动起了划分历史阶段的作用，它以自己壮烈的斗争与失败，送走了中国近代史上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迎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与高涨。
    综观全文可知，义和团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农民阶级为反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及反对清廷卖国祸民而进行的一场爱国自卫战争。它与孙中山同时期及稍后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运动，虽在打击的主要对象上各有侧重--义和团重在反帝国主义者，辛亥革命主要反封建清王朝，但它们同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义和团运动自然就引起孙中山的关注。孙在本世纪初曾对义和团运动作过不少客观而精辟的论述：他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革命正义性质，客观指出义和团斗争方法落后的一面，高度赞颂义和团伟大的英雄气概和不朽的历史功绩等。这些深刻的见解，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义和团运动的正确认识，反映了他们对义和团反帝反封建事业的认同和继承，表明了他们认真总结与吸取义和团运动经验教训的正确态度，显示出他们随着时代前进而对义和团的整体评价不断有所提高。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义和团运动曾给孙中山及其战友以巨大的鼓舞和影响，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接过义和团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担，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救国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孙中山作为一位革命家而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经常论及义和团的功过是非，旨在从义和团的斗争中吸取政治与精神力量，并以其经验教训作为自己制定与采取革命斗争方略的历史借鉴。当然也不可否认，他的不少正确论断，对后来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迪或指导作用。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203页；《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198页。
    〔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216页。
    〔3〕〔4〕〔5〕〔6〕〔8〕〔11〕〔12〕〔15〕〔19〕〔20 〕〔22〕〔23〕〔25〕〔28〕〔34〕《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1973 年出版，第909～910页，911页，910页，909～910页，119～120页，120 页，910页，910页，910页，910页，911页，767页，503页，911页，120 ～121页。
    〔7〕〔9〕〔10〕〔14〕〔16〕〔18〕〔21〕〔27〕〔30〕〔33〕〔35〕〔37〕〔40〕〔4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2页，382 页，223页，223页，251页，223页，382页，382页，211页，254～255 页，246页，252～253页，189页，211页。
    〔13〕转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第60页。
    〔17〕〔26〕《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1973年版，第499页，746页。
    〔24〕《国父全集》第4册，台北，1973年版，第1205～1260页。
    〔29〕转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 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86页。
    〔31〕〔32〕〔36〕〔38〕《孙中山选集》，第198～199页， 197、199页，199页，200页。
    〔39〕《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1 页。
    〔42〕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一《两广地方骚扰报告之件》。
    〔43〕《万国公报》第145卷，总第19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