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于义和团的弱点与落后性，也客观地给予指出和批评。他认为义和团的落后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义和团有“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14〕，盲目笼统地排外。他分析造成这一错误举动的原因有二：一是义和团思想认识之差错所致。他指出“须知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外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外国之持帝国主义者，固是我们的敌人，外国之不持帝国主义、或已抛弃帝国主义者，便是我们的朋友，怎好不分清楚，笼统地说排外呢？所以说他观察错误”〔15〕。二是清廷长期煽唆排外的结果。他指出：“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对于外国商人传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除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国外移民……并唆使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以免中国人因与外国人接触受其启迪并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1900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16〕。其次，义和团的斗争方法有愚笨的一面。他批评义和团不懂利用地形来蔽体，而只会“用咒符”来“避弹”〔17〕；又指出他们“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锋”〔18〕，“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岂是舞大刀练拳头所能打破的？所以说他方法笨劣”〔19〕。再次，义和团误信清廷，而最后被清廷欺骗、利用和出卖，吃了大亏。他指出：“义和团还有一个极大的错误，想倚靠满洲来驱逐洋人，贸贸然的揭起‘扶清灭洋’的旗帜，遂致为满洲所利用，徒然牺牲了无数的精神物质……真是一件可痛惜的的事情。”〔20〕应该说，孙中山对义和团弱点的分析批评是全面而中肯的。我们从中可清楚地看到他思想认识与时俱进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他晚年已将帝国主义分子与外国人民区分开来，从义和团分不清真正敌友的教训中，开始懂得了在反帝斗争中严格分清敌友的必要。（二）辛亥革命时期，他曾贬过义和团的举动“野蛮暴乱，为千古所未闻。”〔21〕晚年时他彻底纠正并放弃了这一错误观点，相反，他严厉地指斥“还笑义和团野蛮”的人们“连猴也赶不上”〔22〕。能随着时间的前进不断提高自己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并正确对待其弱点，这正是孙中山可贵的地方。
    对于义和团的排外举动，孙中山一直作为革命的教训来吸取，再三力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不可有不文明的排外思想与行动。他在《中华国民军政府讨满洲檄》中，要求革命军“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并指出“昔南方诸会党，与燕齐义和团之属，以此三事，自致不竟”〔23〕，深刻的教训应予记取。他在同盟会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对外宣言中，都反对排外和主张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睦邦交。辛亥革命后，他又批评党人反对利用外资进行国家建设的言行，认为这是受了义和团排外思想之影响。他晚年在签发给上海国民党人的训令中，更严厉批评党人提出让青红帮等秘密会社自由活动以排外的错误主张，并强调指出：“本党……对于狭隘酷烈的排外思想，认为于世界及人道有害，于国家及民族之独立平等亦有害而无利，故常努力防止之。当庚子之岁，满洲太后及其王公大臣提倡义和拳，揭扶清灭洋之旗帜，以实行虐杀外国人。其时本党起革命军于惠州，则依照国际公法，对于居留境内之外国人生命财产加以保护，证明满洲政府野蛮排外之行为，为本党所反对。自是以后，凡各处崛起之革命军，莫不对于外国人生命财产加以保护。……本党向来宣示之宗旨，不宜抛弃，宜继续禁止一切不文明之排外举动。所有党员皆当本此意旨，以指导国民，使勿入于歧途”〔24〕。显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借鉴了义和团的教训，始终力诫党人在思想行动上不得盲目排外。历史证明，他主张在民主革命斗争中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实是一项明智而正确的政策。武昌起义后，法国领事在领事团讨论是否干涉中国革命的会上，提出“孙逸仙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例看待而加干涉也”〔25〕，即可证明。我们不应将孙的这一对外政策视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由上可知，孙中山对义和团活动与斗争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既充分肯定其革命正义性与民族英雄主义，又指出其落后面及弱点。他作为一位革命家，往往结合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来评价义和团的功过是非，以期总结并借鉴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
    三
    义和团运动的高涨虽只持续了几个月，但其威力及影响却震撼世界。孙中山在继承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事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高度评价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对民主革命的深远影响与推动作用。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它将反对宗教及八国联军入侵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相结合起来，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孙中山充分肯定义和团的这一巨大历史贡献，指出义和团的革命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气焰，迫使其不得不改变侵华的政策和方式。他说：“外国人初次打败中国、和中国通商以后，以为中国很野蛮，没有用处，想自己来瓜分中国。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变更了方针”〔26〕，各国于是“变其政策，不倡瓜分，而提议保全支那之领土，开放支那之门户”〔27〕；他又说：自辛丑和约后，列强“政治上武力上的侵略便放松了些，经济上财政上的侵略却加紧起来。从前对于中国官吏是一味的恃蛮逞强，如今不然了，留心的寻着一个傀儡，颠之倒之，无不如意”与“得心应手”〔28〕。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义和团运动作为一次失败了的农民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当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行动，但它表现出来的坚毅勇敢精神，却迫使列强当时不敢、也永远不能瓜分和灭亡中国。对于此甚至连八国联军的头子、德国元帅瓦德西也承认。他在日记中曾叹道：“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29〕。列强在其瓜分梦呓破灭后，只得推行其以华制华、保全中国的侵略政策。
    义和团的又一历史功绩，是它以血的教训令清廷完全暴露出残民媚外的反动本质，从而激发了国民救国的热情，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潮的到来和高涨。孙中山高度评价义和团的这一巨大历史影响，指出义和团运动的英勇斗争及其壮烈失败，直接或间接地为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开辟了道路。他认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孙中山承认义和团运动的英勇奋斗，进一步激发和坚定了自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清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孙在忆及义和团运动对他的影响时强调了两点：（1）义和团斗争的高涨， 直接激发了他发动广东惠州起义的决心。他说：“当外国人劫掠了京城，亵渎了神明，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位于北京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遭到侵略铁蹄的蹂躏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就在成熟了”〔30〕，“予以为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召集同志以谋响应……庚子之役，为予第二次革命”〔31〕。（2 ）义和团运动唤醒了国人和暴露了清廷虚弱腐朽的本质，增强了他反清革命必胜的信心。他指出义和团运动前，“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当时国人视革命者为乱臣贼子与毒蛇猛兽；义和团运动后，“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32〕。于是他领导革命党人制订了推倒清廷君主政体、创立共和民国的革命计划，并坚信清廷是“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联军只需为数不足两万的军队，就能击溃满清的抵抗，进军北京并夺取北京城，我们以两倍或者三倍于这个数目的人力，毫无疑义的也可以做这一点，而且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我们的爱国分子中征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33〕。可见，孙从清廷已腐朽不堪、民众正在觉醒的国情出发，树立起了民主革命必胜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