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古改制”：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
    戊戌维新志士深感中国改革的艰巨以及传统儒学的潜移默化作用，于是他们便以中国封建社会中流行的“托古改制”方式，来进行维新变法的理论建构。“托古改制”既反映了维新志士在思想上对旧势力的抗争，也表明资产阶级向地主阶级的妥协。“改制”是斗争，也是追求的政治目标；“托古”是妥协，又是调和手段，并以“托古”为手段达到“改制”的目的。戊戌维新派思想上的妥协色彩，虽然使维新运动减少了一些反对派，增加了一些支持者。好像达到了预期要求，所以梁启超在评价《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影响时，形象地将它们分别比作“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与“火山大喷火”。
    自然，康有为等维新派有关“托古改制”的理论确曾吹皱清末思想界一池春水，给变法维新涂上了一层保护色，并成为团结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士人的旗帜。但严格审视“托古改制”理论，就会发现维新派并没有真正做到区分儒学中的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而是怀着一种对儒学在西学冲击下陷入困境的忧虑与依恋。这样，他们就不可避免地祭起了同样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同一儒学体系中的今文经学，去反对古文经学，力图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然而，食古不化，浓重的封建气息最终窒息了革新精神的生长点。在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的两部重新解释儒学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他为了达到“托古改制”的目的，不惜采用曲解、牵强附会、比附，甚至捕风捉影等种种武断方法打破古文经学的统治地位，树立今文经学的理论权威。从形式上看今文经学取得了胜利，而在方法上却走进了强史就我的文化误区，犯了科学家之大忌。
    在中国，自古以来儒学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是门户相望、流派纷呈，但总体上仍然沿着封建主义文化轨道运行。纵观清朝期，读书人都通过学习古文经学而得到高官厚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出版，正是为了发古文经学之伪，明今文经学之正，猛攻刘歆所倡导的古文经学，其目的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不在于探讨“经学”，而在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即为了扫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在破除顽固派保守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能变”等观念，为改革运动开辟道路时，所使用的武器，也是从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武库中找出了“三统”、“三世”说。“三统”“三世”说合起来，即证明社会是循环往复不断向前发展的。他在号召知识分子从僵化的训诂考据之学和扼杀人们灵性的宋明理学中解放出来时，不是用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启迪大家，而是耗费心血，用牵强附会的手法，编撰一本《新学伪经考》，用以证明千百年来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古文经，原来是汉儒为了讨好王莽而伪造的假经，不是孔夫子的真经，因而应屏弃这种“灭人灵性，空疏无用”的“正宗”儒学。他在给人们树立勇于改革、弃旧图新的权威楷模时，一不举华盛顿，二不举拿破仑，却抬出人们心目的圣人--孔子，说孔子是积极主张改革的祖师。所以，康有为还是从传统儒学中吸取力量反对传统儒学中某一派别或集团，以儒经反对儒经，尽管他讲的今文经学和西汉的今文经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而不可能彻底地反对传统儒学。这使得被严密包裹在传统文化符号之中的近代化主体意识，在当时甚至不易为人们所觉察。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开宗明义，说明先秦各家学派为了宣传自己所向往的社会制度，都托为古代所曾实行过，假借古已有之来加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例如墨子假托夏禹，老子假托黄帝，许行假托神农，而后方能入说。春秋战国，各派学者纷纷起来创教立义，改制立度，百家争呜，思易天下。先秦诸子热烈宣传自己的主张，追求自己理想中的美好社会。但是当时的社会流俗是“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一味迷信古代，颂古非今，所以诸子百家只有假托古代，才能推演自己的论点，争取人们的信服。康有为托古的目的，也无非是发挥今文经学“绌周王鲁”的论点，以大量的古代史料证明这种“尊古贱今”思潮在战国时曾风行一时，在后来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因而“托古改制”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从而为他的托古变法提供了远溯洪荒的历史根据。
    康有为之所以到了中国近代还要采用“托古改制”这种手法，乃因当时中国仍是一个传统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尊古贱今”这种封建社会的思潮在晚清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所以，康有为根据民族的世俗心理，认为只有托古才能取得人们的敬重与信服。康有为还认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说明他既想效法诸如王安石依托《周礼》而变法，也用附会经义的办法封住反对者的嘴巴。
    康有为通过考辨，认为中国古代改革思想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孔子。他一反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周公旧作的说法，确认“六经”都是孔子亲手所作。他认定孔子为了创立儒教，提出了一整套所谓尧、舜、文武等政教礼法范式，并且亲自作了“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典章，而自居为“改制之王”的地位。这样，孔子在康有为的笔下就成了“托古改制”的维新主义者，而不是古文经学家所说的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者。既然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孔子的“六经”又是托古改制的范本，那么，康有为就似乎顺理成章地证明了他本人主张维新变法，正是对孔子“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其实，考察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实际状况，可知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不管是顽固派、洋务派、文人学士、平民百姓，还是维新派，“六经”与孔子的形象都是不可动摇的，是经过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沉淀形成的。因此，“六经”与孔子的形象理所当然是封建主义的文化象征。
    康有为曾经在其“托古改制”理论中注入了西方进化论的清流，但由于其理论本身固有的封建主义的浊流，早已稀释和吞没了这涓涓细流，这样就不可能把当时的中国引向维新变革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轨道，从而导致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在当时根本无法形成共识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同解释的“正邪”之争。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仍在封建儒学的范围里打转，并不能起到团结维新派变革人士从事革新运动的作用，反而使维新派陷入上有反对派（顽固派、洋务派）剑拔弩张的敌视，中有文人学士的诽谤，下有平民百姓的误解，几至于“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说明，“托古改制”理论-没有统一维新派的思想，二没有达到避免顽固派冲击变法的目的，三没有起到动员青年士子投身变法事业的作用。因为康有为学习西方，倡导改革，捧出的还是儒家经典，而不敢理直气壮地为新思想呐喊，因而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那艰涩的文字，隐晦曲折的寓意方式，就难于吸引那些急于寻求救国真理的青年。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的那样，“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
    中国历来搞“托古改制”的人虽然动机不是复古，但由于托古的内容如儒家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也无非是原始社会遗留的史影，所以改制的人愈是把这种理论推向极致，却往往反而将社会退回到历史的起点。同时，康有为借用孔子亡灵的办法，给他自身也带来了严重后果。这就是他对中国封建传统也无法进一步批判，以致他在即将突破传统又未突破传统的门口止步不前，加上他那过于自负的性格，终于没有迈出这最后的一步。马克思曾经对搞“托古改制”的人有过深刻的评判：“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康有为正是穿着孔圣人的服装，打着孔圣人的旗号，借用孔圣人的语言和战斗口号，演出戊戌变法的新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