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近代文化源流的错位
    维新派为了变法维新，就必须借助具有近代化意识的西学，但在如何认识和向国人宣传西学这个问题上，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所谓的“西学中源”说。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一样，“西学中源”说也是19世纪中后期的时代思潮。“西学中源”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初的黄宗羲和康熙皇帝。鸦片战争以后，邹伯奇、冯桂芬倡导在前，洋务派呼应于后，70年代、80年代大行其道，90年代盛极一时。郭嵩焘、曾纪泽、张自牧、郑观应、陈炽、薛福成等大抵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无不持“西学中源”说。而且，这种思想不仅没有因戊戌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决裂而受到批判，反而倍受维新派的青睐。
    维新派说西方许多事物如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平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而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是源于中国。如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认为的：“世官为诸子之制，可见选举实为孔子所创”；“选举者，孔子之制也”；“儒是以教任职，如外国教士之入议院者”。“凡西人所号奇技者，我中人千数百年皆已有之。泰西各艺，皆起于百余年来，其不及我中人明矣”。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声称，中国文化传统早就提出了许多现代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有些东西甚至比西方还要发达。梁启超作这样的断言，虽说有可能是为了便于文化的引进和说教的便利，但细考当时的社会思潮，便可知当时许多中国人都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文化传统作这种肯定，梁启超当然也不能例外。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所强调的内容，最能说明他在对西学的广泛接受中，看到了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威胁，因而产生了对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心的需求。
    从文化学的意义上看，“西学中源”说是华夏中心主义的变态，是一种错误观念。在华夏中心主义这个顽固的民族心理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摧毁之前，它是引进西方文化的必要的阶梯；在复古守旧的保守心态没有受到彻底清算之前，它又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巧妙策略。但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引进的西方文化，却往往受到严重的扭曲，甚至面目全非。戊戌维新派鼓吹“西学中源”说的目的，是为了“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亦即所谓“新学”。但是，维新派建立的“新学”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美好预想。他们所成就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新旧杂糅、中西牵合、不中不西的怪胎。在这个所谓的“新学”系统中，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被现代化和西化了，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思想原则则被儒学化和古董化了，它们与封建伦理道德、封建地主阶级“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之间的尖锐对立被填平了。
    维新派构筑“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思想体系的计划之所以造成他们汗颜的结果，除了阶级的局限性及梁启超后来所指出的对西学知识贫乏等原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既不承认文化的时代差别，也不承认文化的民族差异。不承认文化的时代差别，就不可能真正分清何为旧，何为新，当然更谈不上会通古今；不承认文化的民族差异，就不可能真正分清何为中，何为外，当然更谈不上包罗中外。勉强为之，其结果只能是新旧杂糅、中西牵合。而这一切，又都可归结为“西学中源”说的谬误。
    综上所述证明，在社会改革的关键时刻，一方面要使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文化启蒙同步进行；另一方面，文化变迁必须追求时代新潮流。如果单纯局限于从传统文化中寻章摘句，那么，这样的变革只能是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