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文化多元的太炎先生，表面上不偏不倚，可在“西潮”汹涌的历史时刻，如此立说，明显是为处于劣势的中国传统文化辩护。同样道理，贺麟以下的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
    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37〕
    不同于清学之“以复古为解放”〔38〕，众多现代中国学者之强调“旧中之新”，着眼的主要不是论述对象，而是价值取向。除了现实的刺激（如西学的泰山压顶，以及传统的流水落花）以外，更因其普遍认同陈寅恪所表述的文化理想：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39〕
    比起学科之中外、对象之古今、方法之新旧来，是否对在欧风美雨冲刷下显得日渐衰败的传统中国抱有信心，方才是关键所在。“输入外来之学说”，此乃当世之显学，其价值及意义无须论证；所有的言说，实际上最后都落实在“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如此立说，似乎过于“因循守旧”。这里有几点必须说明。首先，“西学东渐”乃大势所趋，章太炎等人之“救学蔽”，至多不过是“扶微业，辅绝学”〔40〕。这一点，当事人心里很清楚，绝无取而代之的野心，因而也就谈不上走向自我封闭。其次，以上提及的，基本上都是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其职业特征本就倾向于守护精神，抵抗流俗与时尚，在对待传统中国的态度上，必然与信仰进步、讲求效率的科学家群体有很大差异。再次，这些被后人笼统地归入“国学大师”或“文化保守主义者”行列的学者，大都对西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立说时不一定东西比较、纵横捭阖，但其谈论“古学”，确与清儒有很大差别。最后，之所以强调“新知并不独占西学”，既有对于晚清“古学复兴”的历史阐释，也蕴涵着本文的论述框架：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并不只是“西潮东渐”的顺利展开。
    三、走向专门家之路
    从“进士”到“留学生”--晚清读书人身份及地位的急剧转变，容易引起认同危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科举制度的取消，无疑是头等大事。因其既是教育与学术的转型，也涉及文人学者的安身立命。由“不出如苍生何”的“王者师”，一变而为学有所长的专门家，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撇开个人的功名利禄，也不谈“致君尧舜上”的伟大抱负，单是由推崇“通人”转为注重“专家”，即可见学术风气之转移。原有的学派家法之争，比起如此生死攸关的大转折来，全都相形见绌。现代中国学者的“走向专门家”，有几道重要的关卡值得认真评说：首先是学术与政治，其次是学科与方法，再次是授业与传道，最后是为学与为人。
    “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清代学术概论》所描述的困境，并不限于康、梁一派。晚清学界之争论，有政治路线（保皇／革命），有门户家法（今文／古文），有文化理想（中学／西学），更有将三者混为一谈的“求是与致用”--后者因其抽象与含混，跨越不同的时空，成为20世纪中国学界的共同话题。
    古代中国的读书人，既是官吏，也是学者，讲求的是政与学的统一。这种知识传统，晚清以降，受到严峻的挑战。1898年7月， 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批评古来“读书做官”、“野无遗贤”的理想，强调政与学的分离：
    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40〕
    比起康、章之争论“以经术作政论”的得失，严复将学问、政治的分而治之，作为文明开化的标志，似乎技高一筹。针对传统经学缺乏独立品格，沦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弊病，新学之士多喜欢强调“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用贺麟的话来说，便是“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既可“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也可“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42〕。
    基于此“学为政本”的理念，于是有了“二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自我表白；也有了借提倡学术独立，“多少保留了一片干净土”，并进而影响未来中国走向的良好愿望。〔43〕辛亥革命后，熊十力、黄侃、陈垣等人之退出政界，转而专心治学，既基于性格与才情，也与其对政坛及时世的判断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理想更是深入人心〔44〕；千古传诵的“学而优则仕”的神话，终于被真正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