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一期，1905年2月。
    〔25〕黄节：《〈国粹学报〉叙》；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九期，1905年10月。
    〔26〕参见《国粹学报》第一期上的《〈国粹学报〉略例》。
    〔27〕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国粹学报》第一期。
    〔28〕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29〕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
    〔30〕参阅陈独秀《国学》（《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鲁迅《所谓“国学”》（《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36号，1924年1 月）和茅盾《进一步退两步》（《茅盾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31〕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现代评论》第5卷119期，1927年3月。
    〔32〕自从冯友兰在《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等文中，借黑格尔的“正、反、合之辩证法”，将当代中国史学划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时人纷纷对号入座。当事人顾颉刚晚年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提出异议，理由是“疑古”本身不能自成一派，因其有所“信”，方能有所“疑”。在我看来，如此代表辩证法三阶段的三派说，大可怀疑；一定要区分，也只是“释古”时之倾向于“信”或“疑”。
    〔33〕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
    〔34〕参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和钱穆《国史大纲》第1 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
    〔35〕参见拙文《章太炎与胡适之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学人》第六辑。
    〔36〕章太炎：《原学》，《国故论衡》，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
    〔37〕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38〕参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节。
    〔3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
    〔40〕参阅章太炎《救学蔽论》和《国学会会刊宣言》，均见《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41〕《严复集》第一卷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2〕贺麟：《学术与政治》，见《文化与人生》。
    〔43〕参阅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以及贺麟的《学术与政治》。
    〔4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5〕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31卷1号，1934年。
    〔46〕参见拙文《“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学术思想覈论》，《中国文化》第七期；《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学人》第一辑。
    〔47〕参见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记述，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中的“哲学之派别”章和《国学讲演录》（南京：南京大学刊本，1980年代）中的“诸子略说”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