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的中国大学，虽有官办、私立之分，但从教育体制讲，全都是“西式学堂”。对比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1913年的《教育部公布大学章程》，“纲领”有别，学科划分与课程设置，却是大同小异。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大学，由于师资力量及社会风气的影响，所传授的知识，以及传授知识的方法途径，会有很大差别，但已非昔日的书院课业所能比拟。要说“西化”，最为彻底的，也最为成功的，当推大学教育。学科设置、课程讲授、论文写作、学位评定等，一环扣一环，已使天下英雄不知不觉中转换了门庭。对于所谓的西方学术霸权，你可以抗议，也可以挑战，可只要进入此“神圣”的大学殿堂，你就很难完全摆脱其控制。
    正是有感于此，力主“救学弊”的章太炎、马一浮等，坚持传统的书院讲学，目的是“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54〕。不管是章氏国学讲演会，还是复性书院、勉仁书院，就办学的成效而言，都谈不上成功；其意义在于昭示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一点，不妨引用熊十力50年代的两篇重要文章。在《与友人论六经》中，熊建议恢复内学院、智林图书馆及勉仁书院，直接针对的是“欧化东来，吾固有学术思想，似日就湮废”。并非取而代之，而是补偏救蔽，借传统书院来改变西化大学的一统天下局面。熊氏等人所争，表面上只是为了“保存国学”，实则关系重大。在《与友人论张江陵》中，熊对张因“恶理学家空，遂禁讲学，毁书院”表示不满，理由是：
    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界思想锢蔽，而政治制度，何由发展日新？
    将教育、学术、政治三者挂钩，特别强调“自由研究、独立创造”的意义，这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教育理念相当吻合。实际上，20年代初北大、清华之陆续创办研究院，以及20年代末中央研究院的设立，都力图整合中西不同的教育与学术传统。
    倘讲具体学问，融汇中西，几无疑义。提及安身立命，可就见仁见智，无法步调一致了。古来国人对于学者崇高人格的讲求，晚清以降，不再“理所当然”。在专业化大潮冲击下，立竿见影的知识被推到前台，大而无当的精神被遗落在旷野。从章太炎之表彰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以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到陈寅恪的强调王国维乃“为此文化所化之人”，故“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55〕，都是感慨士风之堕落。历朝历代，均不乏曲学阿世之徒。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之倾向于让“学”与“人”脱钩，读书人更加无所顾忌。大学者尚且可以阿谀奉承〔56〕，“世风日下”的感慨，并非只属于九斤老太。
    陈寅恪之表彰王国维，既强调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会，而示来者以轨则”，更突出其“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同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57〕。学者的胸襟与情怀，与具体的著述或许关系不大，可切实规定着其学问的规模与气象。正因如此，研究的触角，往往不限于著作之成败，方法之得失，更希望叩问学者的心路历程。或者说，在思想史背景下，探讨学术思潮的演进。
    四、章、胡交谊及其象征意义
    本书希望涉及的问题很大--“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58〕，可论述的着眼点却很小：极而言之，不过讨论了章太炎、胡适之的文化理想、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以及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的文化心态。依照惯例，著书立说，必须先有相对确定的理论框架，而后才好设计章节并展开论述。本书的写作，并非如此“顺理成章”；若干作为论述主线的设想，大多属于“事后追认”。在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中，逐渐领悟题旨所在，并找到自认为恰当的表达方式。一句话，本书所呈现出来的，并非完满自足的“理论体系”，而是寻寻觅觅、众声喧哗的“探索过程”。
    对我来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著述计划，也是一种自我训练。〔59〕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故强调“亲手触摸”，对动辄抬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治学准则”很不以为然。至于作为一项“研究计划”，同样不信任首先确立理论框架而后逐步演绎开去的思路。我更欣赏“法从例出”的策略：在剖析个案的过程中，不断反省原有的构想，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眼光与立场。在这里，个案的选择至关重要，因其决定了最初的视角。
    谈论思想史视野中的学术转型，注重的是研究思路的演进，而不是具体著述的品评，因而，本书作者毫不犹豫地选择章太炎、胡适之作为论述的中心。这一选择，明显超越具体学科的专业评价，兼及学与政、学与人、学与文。这是因为，本书希望着力辨析的，不是作为经学家的章或作为史学家的胡，而是开一代新风的“大学者”章太炎、胡适之。
    所谓“大学者”，除了在专业范围内作出杰出贡献，足以继往开来外，更因其乃学术史上的中心人物，你可以引申发挥，也可以商榷批评，却无法漠视他的存在。〔60〕此等“有思想的学问家”〔61〕，既是社会思潮激荡的表征，其引领风骚，更构成思想史上绚丽的风景线。至于个中人对自身处境及潮流的深刻反省〔62〕，更使后人得以近距离地观察那早已逝去的时代--虽则不免带有自述者独特的眼光。史家之所以格外关注某些“大学者”，还因其与师友弟子及论敌共同构成的网络，本身便能初步勾勒出一时代的学术走向--以上所有假设，全都适合于章太炎与胡适之。
    除此之外，我还很看重以下三点。首先，章、胡作为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代表，其教养、经历、学识、才情，均有明显的差异；由于知识类型不同，而发展出大有差异的文化策略，这一点，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期，尤为重要。其次，借助于章门弟子（如钱玄同及周氏兄弟等）的勾连，原本可能产生严重“代沟”的章、胡及其代表的两代学人，获得了某种理解与沟通--在我看来，此乃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并大获全胜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倡国学、争持墨辨、尝试白话诗、写作哲学史、评论现代教育制度以及掀起轩然大波的“订孔”与“疑古”，章、胡二人的立场并不一致，但“共同的话题”却很多。这既表明章、胡二人学术思想上的“交谊”，更突出了两代学人思路及追求的连续性。也正是这一点，回应了本书的基本设想：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学术的转型。
    入手处为个案分析，着眼点却是学术转型--这一“以小见大”的论述策略，使本书的体例，既不同于“通史”，也不同于“学案”，乃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主要目的是展现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性，尤其是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已经相当严密的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因而，本书对章、胡的生平及其学术经历，未作认真梳理；反而在后三章，借讨论“游侠心态”、“文艺复兴”以及“自我陈述”，展现学术转型期的诸面相。前六章虽也不时插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刘师培、蔡元培、鲁迅、顾颉刚等人的声音，但毕竟以章、胡为论述主线；后三章之平视诸子，不再惟章、胡马首是瞻，着眼于影响全社会的思想潮流，这在某种意义上，更能显示论者的视野及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