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史家周予同称康、章为今、古文经学的最后大师，并断言：“以后便没有大师了，作为经学，至此完结。”〔10〕如此单独摘引，容易引起误解，似乎康、章只属于以经学为主流的清代学术。实际上，周氏相当重视康、章新见迭现的经学研究对于“新史学”的贡献。比如，将殷周以来的中国史学，分为萌芽、产生、发展、转变四期，而转变期则“从清末民初以至现在”--周氏此文撰于40年代，断言“新史学”的崛起“实开始于戊戌政变以后”，最初的动力来自康氏为代表的经今文学〔11〕。经学、史学如此，哲学也不例外。贺麟撰《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称“要叙述最近50年来从旧传统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潮，似乎不能不从康有为开始”〔12〕。至于使得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第一人”严复，也是康有为的同代人。文学革新方面，康有为影响甚微，但其弟子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侯外庐40年代撰写《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时，将17世纪的启蒙思想、18世纪的汉学运动，以及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文艺再复兴作为整体叙述；五六十年代开始酝酿分而治之，80年代因注重“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方才明确从百日维新说起的论述策略〔13〕。侯氏的思路颇有代表性：80年代中期以后，晚清社会及学界生气淋漓的新气象，日渐吸引研究者的目光，即便不喜欢“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文学）之类的大题目，也都倾向于将康、梁、章、严、罗、王等从清学中分割出来。
    不管是章太炎、梁启超，还是罗振玉、王国维，都喜欢谈论清学，尤其推崇清初大儒的忧世与乾嘉学术的精微。对于清学的叙述成为时尚，并非意味着复古，反而可能是意识到变革的历史契机。假如将蔡元培、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等五四一代学人对待清学的态度考虑在内，此一走向更能得到清晰的呈现。从宗旨、问题到方法，中国现代学术都将面目一新。之所以谈论清儒家法，很大程度是为了在继承中超越、在回顾中走出。即使主张保皇的前清遗老（如沈曾植、罗振玉等），学术上也都颇具创新意识，绝非一句“清学的殿军”所能简单描述。晚清以降，不管是否曾经踏出国门，传统的变异与西学的冲击，均有目共睹。面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学界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上下求索、为中国社会及学术闯出一条新路的心态，却是大同小异。
    承认晚清新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某种潜在而微妙的制约，这点比较容易被接受。可本文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
    有幸“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诸论”的史家陈寅恪，对其时治经颇尚公羊春秋、治史喜谈西北史地的风气有深切的体会，强调其影响超越专门学问，而及于整个社会思潮：
    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联系。〔14〕
    相信“学为政本”或主张学术能转移风气的老辈学者，多能领会此中难以实证的奥妙。比如，钱基博曾提及王闿运“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的说经，一转手而为廖平、康有为，再转手而为吴虞之“决弃一切”--后者已入“重新审查一切价值”的五四时代；钱穆则由晚清学风之“非怪诞，即狂放”，未能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论证何以辛亥革命后几十年，中国社会依然没有走上正轨。〔15〕或由经学转为文学，或从学风延及政治，二钱的论述，均不为现代学科设置所限。
    五四一代学人，似乎更愿意在具体学问的承传上，讨论其与先贤的联系。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部分，胡适高度评价章太炎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且能“融会贯通”，并称“《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顾颉刚1926年为《古史辨》第一册撰写长篇自序，突出康有为、章太炎的影响；晚年所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则强调“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类似的论述，如鲁迅怀念章太炎、郑振铎追忆梁启超，以及钱玄同谈论康、梁、章、严、蔡、王等十二子的“国故研究之新运动”〔16〕，均能显示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勾连。
    后世史家论及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历史联系，多兼及学业与精神。如余英时称“不但五四运动打破旧传统偶像的一般风气颇导源于清末今古文之争，而且它的许多反传统的议论也是直接从康、章诸人发展出来的”，以及王汛森讨论章太炎对于钱玄同、吴虞、鲁迅、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影响，均着眼于精神的承传〔17〕；而恰好又是余、王师徒，格外关注胡适、 顾颉刚对于史学革命的贡献〔18〕。
    不过，倘若由此得出结论，晚清、五四可以合而为一，则又非立说者的本意。周予同在高度评价康、章贡献的同时，不忘强调“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理由是，胡适“集合融汇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更能代表新范式的确立。〔19〕此说是否过誉姑且不论，有一点是肯定的：胡适那一代学者，确实不为传统经学的家法与门户所限，对西学的汲取与借鉴，也比上一代人切实且从容。
    事实上，五四那代学者，对上一代人的研究思想与具体结论，都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就以常被论者提及的顾颉刚对康、章学说的借鉴而言，“顾氏对他们的学说都只取一部分，舍一部分，对康有为，舍的是尊孔的精神，取的是疑伪言论，对章太炎，取的是反孔精神，舍的是章氏对古文经的信仰”〔20〕。而顾氏之所以有此胆识、有此创获，与清末今、古文经学激烈冲突，“各各尽力揭破对方的弱点，使得观战的人消解了信从宗派的迷梦”有关；更离不开曾出入今古两家的钱玄同之指引以及胡适对“西洋的史学方法”的介绍。〔21〕古史辨运动与晚清经学的联系脉络清晰，常被论者提及；至于哲学、文学的变革以及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建设，也都适合于戊戌生根、五四开花的论述思路。
    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的“共谋”外，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22〕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