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已八十年了，人们至今还在热烈讨论这场运动在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与意义，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影响和意义之深远。十年前，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名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比较系统地谈了我的看法（见《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从那时以来， 海内外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仍时有发表。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内颂扬传统文化的呼声有日益高涨之势，因而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似乎颇有市场。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进行之时，就有人从保守主义立场上激烈反对过。几十年来，也未尝中断过。一场群众性的运动，在其进行过程中总难免发生某些流弊。运动过后加以检讨和批评是需要的，是很自然的。但对一场重大的运动，究竟应当肯定它，还是否定它，这是不能含糊的。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这是因为纵观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可以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是积极的，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
    一、五四前，中国的先进分子都痛感到“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他们渴望“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欲达此目的，“非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是当时进步知识界的共识，这是提到中国人面前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所以，一场解放人、解放人的思想的运动，是不可避免的。
    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推翻清朝统治之后，没能实现建立共和政治的目标，袁世凯篡权复辟，张勋复辟，军阀纷争，人民之苦未尝稍减。面对这种形势，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也在苦苦探索，渴望得到新理论，开创新局面。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孙中山以新的活力。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俄国革命的影响，终于推动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提出新三民主义，重新开始其革命事业。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着俄国革命胜利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部分经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进步青年，接受了它，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诚然，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很肤浅的。但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以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推动国民党改组的决定性力量，新文化运动为国民党改组提供了大批的新生力量，这是后来的国民革命运动不可少的条件。国民革命结束了军阀纷争的局面。
    四、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说它“全盘性反传统”、“全盘西化”，造成传统文化断裂，破坏了中国文化绵延不衰的命脉。我一直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中，部分青年或知识界中个别分子，有过过当的言论或过当的行为，应当加以批评和纠正，那完全可以理解。但把整个运动归结为“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那是没有根据的。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开辟了道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找到了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途径，并在许多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的白话新国语的形成，为社会进步、文化创造开出无数法门；新教育的诞生，为国育才有了可靠的基础；新文学的诞生，为广大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新学术范式的建立，为活跃中国文化的生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大力提倡，为扫除愚昧与迷信，发展科学与技术，创造了思想前提；整理国故、翻译西书更是融汇中西文化的基础工作，其它如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生育制裁、家庭教育、慈幼事业等等的提倡，则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提高人民素质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诸多方面的进步，皆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赐。
    五、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两面大旗，一是科学，一是民主。近年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提出一种指责，说新文化运动领袖分子们主张“惟科学主义”。这又是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要知道，当时的那些领袖分子都不是科学家，他们提倡的科学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提倡一种普遍性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地对待任何事物、任何问题的态度，反对愚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二）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工作方法，主张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第二点显然无可厚非，但主要是第一点，当时的领袖分子所着重者亦正是第一点。试问，难道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体现吗？难道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具有普遍性吗？不值得提倡吗？难道我们应该相反地去提倡人们面对问题时，只是坐在那里冥想、玄想、胡思乱想吗？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或是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科学家们，没有人提出科学已获得的手段可以解决人类面对的一切问题，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一门具体科学的相对性。只有少数科学家妄涉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时，竟敢把相对的科学律例绝对化，从而走向谬误，像列宁所批评过的迷醉于所谓“经验批判主义”的那些科学家们那样。而这些科学家们之所以走向迷误，恰恰是违反了科学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五四以后，中国都不曾存在什么“惟科学主义”。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要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民主，似乎还没有人公然进行攻击，但却有人批评新文化领袖分子不很懂得民主，也没有提出什么实行民主的具体方案。没有提出什么可供采择的具体方案，这是真的，但说他们不很懂得民主是不对的。据我的考察，五四以前的中国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们，基本上都把民主当作救国的手段。他们以为，西方列强实行民主制度，国家强盛；中国若推翻君主专制，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即可致国于强盛，登斯民于幸福之域。他们把民主制度看成是一种现成的东西，可以随便搬到那里，安放到那里。只有少数的改革家和个别革命领袖才稍稍超出这一点，了解到民主制度有一个被人民认可和逐步确立的过程。
    五四一代的领袖们的新贡献就在于，他们充分意识到，只有在社会上的男男女女能够充分自立的情况下，民主制度才会有坚实的基础。也可以说，只有绝大多数公民都能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的时候，才会有真正意义的民主制度。五四以后，中国人的民主观念较前获得重大进步就在于此。
    七、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充分强调人的解放，强调个人的社会价值，提倡人人自立，同时强调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反对唯上是从的奴隶主义，反对谄上媚俗的市侩主义。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保守主义者于是又给它加上一条罪名，叫做提倡“个人主义”，导致“人欲横流”。无须否认，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里，确有自私自利的官僚政官，有“人欲横流”的军阀、土豪、恶霸，在其他社会阶层里也难免有种种钻营私利的分子，但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这种自私自利、人欲横流的现象在各朝各代都有过，更用不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其开道。事实上，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造就了一整代新青年，他们服务于教育事业、卫生事业，以及各种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兢兢自守，辛勤奋斗，贡献自己的全部心力。还有许许多多受过五四洗礼的青年，直接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在革命战争中，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用鲜血证明了他们的本色。这些人，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优秀分子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代新青年从他们的导师那里所得到的教诲是：时时刻刻牢记自己是一个堂堂的人，必须承担起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要把“小我”（个人）融于“大我”（社会），奉献于“大我”。所以，用“个人主义”、“人欲横流”来谴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样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