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看法：广东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却是“南蛮之地”，“文化沙漠”。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近代以来，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本文所称的珠江三角洲，包括现在的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市、佛山市、肇庆市，经济特区深圳市、珠海市，虎门销烟所在地东莞市，中国最大的侨乡江门市，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市，叶挺将军的故乡惠州市，共9个市，总面积4.17万平方公里。时间范围则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下面，笔者从思想理论、文艺出版、科技教育三个方面对本文的观点予以论证。
    思想理论：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9页。）。在毛泽东所列举的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位代表人物中，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三位都是珠江三角洲人。在近代中国，是珠江三角洲人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
    第一，最早介绍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鸦片战争时期，最早的思想精英是深得林则徐赏识（注：林则徐在任杭嘉湖道时，已读到梁廷枬所著书籍，对其才识十分赞赏。10多年后受命为钦差大臣赴粤禁烟前夕，即托人请梁廷枬将其在海防总局编纂的资料摘其要者以供参考。抵广州后，即登门拜访。两人一见如故，畅谈多时。当时梁廷枬正任越华书院监院，林则徐即以越华书院为钦差大臣行辕，诸多大事，多与研商。）、受聘于两广总督幕中的梁廷枬（1796～1861年）。他是佛山顺德人。他1844年刊行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最早编写的美国通志。此后，他又刊刻《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仑偶说》，并于1846年将四说合刊成《海国四说》。1850年前后刊刻《夷氛闻记》。这些著作最早对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史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研究，启迪林则徐等人“睁眼看世界”。我们知道，林则徐、魏源都是较早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可是我们许多人不知道，鸦片战争以前，林则徐曾认为“天朝无物不有”（注：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1980年，第123页。），持有对外部世界的愚昧无知的观点；赴粤禁烟后，是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土地上，他才力主学习西方。还有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海国图志》，也是在对珠江三角洲等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包括接受广州学海堂学长陈澧（广州番禺人，1810～1882年）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梁廷枬的《海国四说》一书，比魏源《海国图志》的刊行还要早两年。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1822～1864年，洪秀全的族弟，广州花县人）的主要著作《资政新编》，是太平天国后期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所阐述的政治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变法维新时期，启蒙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2年）是香山（今中山）人。他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原则，其著作《易言》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盛世危言》较为完整的反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体系，是中国思想界较早思考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著作。继郑观应之后，这方面杰出的思想精英还有主张取法英国实施新政的胡礼垣（1847～1916年）、何启（1858～1914年），特别是著名思想家、因发动“公车上书”，倡导变法维新而成为中国近代风云人物的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胡礼垣是佛山三水人，何启、康有为是佛山南海人，梁启超是江门新会人。胡礼垣、何启政治上主张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议会制度，经济上主张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农、工、商及交通运输业。康有为勇敢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并提出利用外资发展金融，进而振兴实业。梁启超曾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年）是香山（今中山）翠亨村人。他在政治上提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经济上提出吸收资产阶级土地国有理论“平均地权”即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的要求，哲学上提出“行易知难”说，使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发展到了主张革命而不是改良的新的高度；他糅合中西思想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和“五权分立”等主张，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旗帜。
    第二，最早兴起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肇始者都是珠江三角洲人。第一次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肇始者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洪秀全。他吸取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了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拜上帝会，并在花县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革命文献，为太平天国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把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同中国固有的儒家大同思想和农民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主持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向人们描绘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第二次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肇始者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康有为。他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书籍。其中，《大同书》以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思想为外衣，以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为核心，以在中国构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为内容，在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孙中山认为大同理想是中国社会改革的精神支柱，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都曾对大同世界表示肯定。第三次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肇始者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孙中山。他把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同观念与资产阶级主张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要求“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专制”的社会主义三者结合在一起，创立“天下为公”的主观社会主义学说。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中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注：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57、231页。）。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注：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57、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