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适时地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但革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因此，这一时期前后的毛泽东在考虑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问题的同时，更以战略家的远大眼光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精辟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并进而对未来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建设性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套极富创新性的现代化构想。本文试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论述
    首先，毛泽东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毛泽东很早就直接论及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1944年，他在致秦邦宪的信中即明确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更多的， 毛泽东是将革命论与生产力论结合起来，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论述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1944年3月， 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其“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生产力不得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阶段的任务归结为“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强调“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进入西柏坡时期，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再次肯定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4 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那么，为什么要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呢？对此，毛泽东在1947年冬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过程中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论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一定的生产关系是适合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的。”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形式，后者在前者的内部发展。但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说，就和所有权关系（所有权关系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的法律上的表现而已）发生矛盾。”前者就变成了后者进一步发展的枷锁。那时就必然引发一场大的社会革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中国革命也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进而他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指出，在现实的中国，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广大的劳动人民受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压迫、损害或限制，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遭受了巨大的障碍。“全国一切生产力，除了已经获得解放的地区以外，均被这些反动阶级所控制的反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束缚，日趋衰败，不能发展。而生产力本身的要求，则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翻这种旧有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使全国一切积极的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替未来的更进步的更能自由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这个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容，就是废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强占的特权，废除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垄断的资本所有权。”由于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首先是军队的武力所保护的。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推翻旧的国家权力。因此，“中国人民如果要消灭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和买办的生产关系，完成民族独立，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借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他们就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旧式富农所结合在一起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权力，首先就必须消灭一切反动军队。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所从事的伟大的神圣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5-62 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运动。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的现代化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毛泽东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认为革命是生产力自身的要求，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触及到了现代化的根本点。
    其次，毛泽东从中国政治嬗变的角度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就其社会意义而言，是摧毁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新型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为中国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提供现实的可能性；而就其政治意义而言，中国革命将促使中国政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中国现代化创造必需的政治条件。那么，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条件是什么呢？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即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条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它包括：
    （一）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的实现。近代以来，中国日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控制和压榨，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更加贫穷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长期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根本无由形成一个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内部环境。这些因素的存在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延误的症结所在。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强调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因此，“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就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10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西柏坡时期，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再次强调指出，“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是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政治前提。而造成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的方法，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二）全民族范围内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全方位的社会整合运动，对中国而言，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实现，需要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需要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形成一个新型的政治共同体，抱着共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朝着共同的现代化目标努力。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推动了中国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日趋成型。毛泽东时刻关注着这一态势的发展，敏锐地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5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试图以内战的手段，削平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达到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和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被蒋介石政府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5-1227页，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而且在这个统一战线内的各种政治力量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3-1464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是说，当民主革命胜利推进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已经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结成了一个稳固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放的政治共同体，确定了未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走向。
    （三）具有立志推进现代化的现代领导的出现。现代化是对社会资源实施再配置以使之发挥最大效用的过程，这就需要有一个具有立志推进现代化的强有力的现代领导自上而下地对社会资源实行合理有效的配置。这对于现代化条件和基础相对缺乏，社会经济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近代中国更是如此。然而进入近代以来，一方面，历届中央政府被反动军阀所控制，他们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根本没有丝毫的现代化意识；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党派其中虽不乏有志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者，但他们既缺乏也无由争取到现代领导所必需的条件和地位，因此，他们都没有能够承担起推进中国现代化领导的责任。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她是强有力的，因为在她的领导下有一个强大的人民军队和一个由各革命阶级和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同时，她也是有志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 “我们共产党人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因此， 她当之无愧地成为能够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现代领导。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强调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推动现代化运动，实现国家富强，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先进的中国人（包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者）共同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缺乏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社会政治条件，而他们也未能创造出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他们的现代化努力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然而，这样一条道路是不是能把中国真正引上现代化的道路呢？西柏坡时期前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的论述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历史也雄辩地证明，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是把近代中国真正引上现代化道路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