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探索的特点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在对中国现代化进行理论探索时表现出了两个鲜明的特点：突出的中国特色和明确的价值取向。
    （一）突出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亦即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它成为毛泽东考虑任何一个问题时的立足点，表现在西柏坡时期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上当然也不例外。他立足于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对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进行思索，从而认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必须经过革命化才能走上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他在对新中国的现代化进行战略构想时，立足于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国情，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推动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最终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当作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建设的中心任务；立足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农业生产力又极其落后的实际，得出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必须同时并举，工业化必须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结论。诚如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有的这些， 就使得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具有了突出的中国特色。也正是由于这种突出的中国特色，使得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现代化理论建设的奠基者。
    （二）明确的价值取向。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是和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相联系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造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它必然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而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就是为了给这一过渡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作思想上的准备，这就给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现代化理论以确定的价值取向--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创造必要的条件。这种确定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于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确定“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目标，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努力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创造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那么， 如何保证这一过渡阶段的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取向呢？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他在论及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时，强调指出，“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支柱，它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要保证过渡时期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取向，就必须优先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使之在整个国民经济占据主体的领导的地位。同时，国家还必须运用行政手段对私营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必要的管制和监督，决不能任其自流，任其泛滥，以致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1948年10月，毛泽东在就《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问题致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也再度强调，“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突出的中国特色加上明确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即“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说，这就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的设想，因此，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的原始源头”，集中体现了形成于这一时期的伟大的革命精神--“西柏坡精神”。正如石仲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一文中所言：“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