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涵盖了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但其总体思路是以经济的现代化来带动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运动，政治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是服务于经济的现代化或伴随它而发生的。1949年3月， 在西柏坡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又指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注：《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45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论点的。因此，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构想的核心就是关于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构想。
    毛泽东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早在解放战争到来之前就已开始。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其中已经包含了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总体构想，但还只是纲领性的。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继续循着这一思路，对未来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行了大量的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具体论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主要内容以及途径等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毛泽东早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的革命的任务。”（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39 页，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因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首次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此后，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论著中论及未来新中国的建设时，都屡屡提到这一目标。直到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明白无误地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确定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现代化是突破原有农业大生产力形态转向工业大生产力形态引起的社会巨变”（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国首先必须经历的过程，毛泽东把中国的现代化自觉纳入到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当中来考虑，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明确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符合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未来新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设定了正确的起跑线。
    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包含了“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首先，毛泽东认为，“工业化”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表征，“工业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质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它是中国富强的起点，关系中国整个现代化事业成功与否。“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因此，西柏坡时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一直都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1948年5 月给晋绥分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晋绥）分局应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有了工业生产的条件，党如果不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度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其次， 毛泽东又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社会化”。这是他把自己自始至终关注的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工业化”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的结果。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论述中国的工业问题时即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7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亦即农民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必需的大量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以及巨大的工业品销售市场，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工业化”就变成了空中楼阁。然而事实上，由于旧中国的农村经济仍然是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农业耕作技术徘徊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这就造成农民自己的生计问题尚无法解决，购买力低下，根本无由为发展工业提供必需的大量的劳动力、生活资料和原材料以及巨大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农民问题反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累赘。所以，毛泽东早在1944年与美国人谢伟思的谈话中即指出：“中国农民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前途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不解决农业问题，中国的‘工业化’就不能成功。”（注：转引自《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3 期，第86页。）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农业社会化”。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农业社会化”实际上又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制度方面的，就是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打破中国农业原来分散的自给自足状态，使中国的农业向着集体化方向发展，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土地改革完成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并由此逐步地走向集体化。“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注：《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15-13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其二，技术方面的，就是必须改良农业技术，主要是采用现代工业才能提供的现代机械工具和现代技术，也即“农业社会化”要和国家的“工业化”协调发展。因此，毛泽东强调，“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必须反对脱离工业的“农业社会主义”倾向，“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总之，“工业化”必须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有赖于“农业社会化”的实现；“农业社会化”需要现代工业提供的技术支持，这又有赖于“工业化”的实现。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
    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途径。毛泽东认为，第一，必须以国营经济为主体。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注：《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而国营经济之建立则是通过没收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来实现的。他说：“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决不是说其他私人经济成分将被消灭而不复存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他指出，除了国营经济之外，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还将包括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注：《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将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第二，必须重视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毛泽东指出，要使企业的经营生产获得发展，必须对企业实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设立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同时，为了使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更加科学化，在这个委员会中，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术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8页，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由于经济建设对于即将走出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很少这方面的经验和认识，这就要求他们有意识地去学习有关生产的组织与管理方面的知识。也正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必须建立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现代交通、金融、贸易事业。关于交通问题，毛泽东指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落后的交通运输事业是无法适应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的，为此，必须下决心建设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事业。他以铁路建设为例，指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管是共产党员和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人民铁路建设事业就可以从少到多，从二万多公里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贸易、金融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正确处理它们与经济的关系，树立贸易、金融是“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观念，对它们实行统一的管理。他特别论述了对外贸易问题，强调必须清除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对外贸易体制，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对外贸易体制。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 第146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同时，因为新中国“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非常必要的，“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 1433 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只有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才能保护国内脆弱的国民经济不受外来压力的冲击，获得一个良好的内部发展环境。
    毛泽东还论述了中国“农业社会化”的途径。毛泽东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必须充分认识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而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战略构想则是为实现这一承诺而付出的艰辛努力的一部分。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决定理论。西柏坡时期前后，随着人民解放军军事上的胜利前进，解放区愈来愈获得相对和平稳定的内部环境，这就为解放区的各项建设的进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正是基于此并参诸苏联的建设经验进行的。由于当时的环境毕竟仍处在革命战争时期，全国规模的伟大建设实践尚未全面展开，从而决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尚缺乏系统的完整性，还不可能具体论及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建设高潮的出现，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才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