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分为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化，以武汉、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文化，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根据地文化，以桂林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化和以北平、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化。由于所处地域、社会性质的不同，以上各区域的文化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广西与山西分属两个不同的抗战地域，参战的时间及抗战中的作用亦不同，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抗战文化。又由于两地均为地方实力派，同处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中，为了各自的生存，在接纳文化人和开展抗战文化运动方面，都形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宽松的抗战文化氛围，结出了丰硕的抗战文化成果，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一、两地抗战文化背景比较
    在山西，1936年5月的红军东征引起了山西政局的极大变化，阎锡山亲眼看到了这支新型军队的强大威力。在这之后，蒋介石在红军进入山西期间派来的5个师盘踞在山西不走，成为阎锡山的心腹之患，同时“九·一八”事变及“华北事变”以来，日军在归绥、包头、宁夏、阿拉善旗、额尔济旗及太原等地设立特务机关，侵略势力日益逼近山西。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制定了“联共、抗日、拥蒋”的总方针。到全面抗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阎锡山最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使山西在抗战初期成为全国最先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地区，成为追求进步，积极抗日的文化人士向往的地方。而抗战时期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广西新桂系，经过两次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两广事变”，同蒋介石是既互相合作又充满矛盾。在地理环境上，武汉沦陷后，广西省会桂林成为西南和东南的交通枢纽，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对桂系成功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最终促成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成立。这一切都促使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在广州、武汉失陷后，舍重庆而远赴广西省会桂林。
    由此可见，广西、山西两地在军事地理位置上，一个地处西南边陲，一个号称“华北屋脊”，都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从政治形势看，二者都是与蒋介石政权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日的旗帜下，都接受了蒋介石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都成功地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地进步的、宽松的文化环境，都吸引了大批文化人士的到来。在广西，形成了长达6年的“桂林文化城”，成为国民党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4年，路过桂林，在桂林逗留和居住过的文化人士达1000余人，在桂林发表作品的达200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作家、艺术家达200人。文化人云集，带来了各种文化团体的活跃，使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教育事业空前繁荣，一举改变了战前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在山西，1937年冬，经一些与阎锡山合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倡议，在临汾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由阎锡山任校长，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人，这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学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18个省份。在民大教授中，有许多民主进步人士和著名学者，如江隆基、李公朴、杜心源、杜任之、何思敬、陈唯实、施复亮、侯外庐、端木蕻良、艾青、萧红、萧军等。他们在山西从事的教学和文学活动，推动了山西抗战文化的兴起。
    二、两地抗战文化特点比较
    首先，两地抗战文化涵盖类型不同。山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迅即成为抗日的最前线。平型关大捷、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都是在全国抗战史上很有影响的战役。随着战事急转直下，太原、临汾相继失守，按照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预见，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战初期以其军事实力占据了山西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阎锡山势力退据晋西南一隅，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广大乡村进行着开拓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这样，在山西就形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阎统区和沦陷区。表现在文化形态上，包括抗日根据地文化、阎统区文化和沦陷区文化，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山西抗战文化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在抗战初期，由于举国上下团结抗战的良好政治氛围，血与火的战争现实，给了广大文化工作者强烈的震动和刺激。他们拿起了最便捷的武器--报告文学，街头诗、街头剧、独幕剧等轻小的文艺形式，迅速地反映现实，直接地服务于战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向广大后方人民报告山西前线的战况。因此，这一时期的山西抗战文化中，报告文学、街头诗、街头剧、独幕剧等小型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周立波、沙汀、黄钢、宋之的，陈荒煤以及吴伯萧等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而到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内对日妥协空气弥漫，在山西，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晋西事变”，阎锡山虽然还保留在抗日的阵营里，没有公开投敌，但山西抗战的实际重任已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身上。晋西事变后，在阎锡山驻防的晋西南地区，一些从事抗战文艺的作家艺术家被迫相继离去，积极宣传抗战的《西线文艺》也被迫停刊，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到“敌后之敌后”，开展政治攻势，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在创作方面，随着对战争艰苦性长期性的深切了解以及对根据地生活的亲身体验，许多作品反映的题材逐渐扩大，作品的思想内容也进一步深化。许多作家逐渐把创作视野扩展到军民关系、敌区工作、减租减息、生产自救以及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等更为广泛的生活领域。其主要表现即是报告文学数量逐渐减少和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反映抗日根据地生活的多幕剧和长诗等。而同一时期在沦陷区内、日本帝国主义则开展奴化教育。竭力宣传“中日同文同种”、“亲仁善邻”、“剿灭共党”、“和平反共”。在奴化教育内容上，日寇废除了抗战爆发前印发的各类教科书，在中小学中把日语定为主课之一，将封建糟粕给予奴化注释，开设“新民主义课”，大讲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之说，污蔑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并组织中小学校长赴日参观团，妄图培养一批推行奴化教育的汉奸，以巩固其殖民统治。
    在广西，从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至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止，前后共6年时间，广西一直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其省会桂林成为国统区进步文化中心。原在武汉属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部分骨干，武汉失陷后转移到桂林工作，与先后从东北、华北、华东、湖南及广东、香港等沦陷区撤退、云集于桂林的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汇集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文化队伍。周恩来曾三次亲临桂林，对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和具体部署。在大批作家、艺术家和著名学者共同努力下，桂林进步文化团体，尤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些团体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出版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先后在桂林创刊和复刊的报纸杂志有《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等将近200余种。《新华日报》在桂林设有营业分处。重庆出版的《群众》、《文艺阵地》、《全民抗战》、《读书日报》以及延安出版的《解放》、《文艺路线》、《中国青年》等革命报刊，也在桂林翻印、发行。据统计，抗战时期在桂林开设的书店、出版社达179家，印刷厂109家，出版了上千种文艺书籍，马列主义著作和哲学理论读物也多有印行。
    其次，两地抗战文化涵盖的内容和范围不同。由于两地在抗战中一个处于抗战前线，一个处于西南大后方，在抗战文化的内容和涵盖范围上就有所不同。在山西，尤其在抗战初期，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不允许作家们作冷静的思考和过多的艺术锤炼，许多作品都是应宣传鼓动之需的急就章，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带有明显战时文艺的特点。它们能够迅速反映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每一个事件，相当有效地把民族革命的精神和思想传播到广大读者的心中。抗战中期以后，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根据地抗战文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代表即为赵树理的小说，以其新颖独特的大众化风格反映了太行根据地人民全新的生活，成为实践贯彻毛泽东文化方向的一面旗帜。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则有马烽、西戒、孙谦、胡正、束为等一批文学新人的崛起。马峰、西戒的《吕梁英雄传》成为山西抗战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之一。与此同时，以秧歌剧为标志的群众性文艺活动也空前活跃，各根据地先后创作出一批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歌颂抗日英雄人物的独幕剧和多幕剧，涌现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观的新型秧歌剧和新歌剧，农民业余剧团遍及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工农兵成了文艺的真正主人。由此可见，山西的抗战文化多侧重于文化启蒙读物和文学艺术作品，其抗战文化成就也多表现于此。
    在广西，由于远离火热的战争生活，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及进步文化人士结构的不同，抗战文化成就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当时云集桂林的进步文化界人士既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又有大批作家和艺术家，还有一批专家和教授，正如当年报纸所说，“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时期都占全国第一位”。桂林文化城不仅在文学艺术方面呈现了空前的繁荣，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唤醒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科学方面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科学团体和刊物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广西建设研究会和《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建设研究》、《文化杂志》、《国民公论》（桂林版）、《半月文萃》、《广西教育研究》、《青年生活》、《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广西妇女》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文艺理论、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和著作也很活跃。如在桂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专著有《中国近代史百年教程》（文供版）、《中国近百年史十讲》、《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这些著作代表了进步的、革命的新兴的社会科学，对培育青年一代走向进步、向上的革命道路，对唤醒人民共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