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两地抗战文化都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大众性和民族性。
    现实性。两地的文化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紧密配合抗日救亡的斗争现实，勇敢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的不抵抗政策和投降卖国行径。在大汉奸汪精卫公开投敌时，桂林的进步文化工作者纷纷走上街头或深入农村、工厂，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讨汪宣传，桂林戏剧界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汪会演，欧阳予倩领导的桂林实验剧团，演出了讽刺汪精卫之流的新桂剧《胜利年》，文协桂林分会组织作家分别给《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撰写声讨文章。在山西的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者不管利用哪一种创作形式，都是取材于现实，作用于现实，在抗战文化上，呈现出村村有组织，全民皆抗日的局面。
    民族性与大众性。八年抗战中，作为观念形态的变化，文化走出了象牙塔，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广大文化工作者既是战士，又是文学家、艺术家，以饱满的热情讴歌抗日战争的英雄模范人物。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也行动起来，登上了群众文化的大舞台，在抗日洪流中，造就了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大军。在山西，民族的抗战的音乐充分发挥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激励作用。主要有桂涛声与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塞克、贺绿汀的《全面抗战》，启海、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青新的《大刀进行曲》，以及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等，均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的名篇。在戏剧方面，各根据地都自己的剧团，在太行区有鲁艺实验剧团、抗大文工团、前哨剧团、生力剧团等数十个演出团体；在晋察冀边区有西北战地股务团、联大文工团、抗大文工团及1937年北岳区成立的军区抗敌剧社和四个军分区剧社；在晋绥边区有战线剧团、八路军第120师的战斗剧社、七月剧社、吕梁剧社、雁门剧社及三大战略区广大农村的大量业余剧团，构成庞大的抗战戏剧阵容。在这些戏剧团体中，有上演歌舞，话剧、歌剧的综合性文工团，也有上演京剧、晋剧、上党梆子、黎城大落子、武安平调、武安落子、晋北大秧歌等各种秧歌及二人台、道情、小花双等的民间剧团。在美术方面，抗战初期以墙头画配合写标语为主要形式，当大批美术工作者进入根据地后，各军区、艺术院校、美协相继出版了《新美术》、《华北画报》、《火线画报》等美术刊物。在群众性文化教育上，举办冬学扫盲班，在带领群众识字学文化的同时，进行普及的政治思想教育、时事教育、文教、卫生、科学、体育活动等。在出版界，1938年，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供小学生和抗日战士学习的《战时读本》共四册，解决了当时学校的教材问题。还有腊印本《新识字入门》、《识字课本》以及“太行文化丛书”，“西北小丛书”、《农村应用文》、《夏天的卫生》、《新千字文》、《山西明细地图》、《农家历》、《庄稼杂志》、《古话正误》等。
    在广西，当时桂林的戏剧、诗歌、小说、美术、音乐界都曾就文化的当前任务，以及通俗化和民族形式的含义与运用问题展开讨论。桂林各个文艺组织经常举办各种通俗的大众化文艺活动，如街头绘画、“六月街头诗”、诗传单等，涌现了许多反映抗战的具有民族形式的通俗作品，如黄新波木刻连续画《老当益壮》、《新水浒》，王鲁彦的小说《胡蒲妙计收伪军》以及欧阳予倩的桂剧《梁红玉》、《木兰从军》，田汉的湘剧《新会缘桥》，新平剧《岳飞》等。
    第四，在文学艺术领域，两地都创作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宝库，并造就了一支强有力的文艺新军。
    在山西，以人民作家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旦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在民族化、大众化道路上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赵树理的带动下，山西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大众化、民族化文艺创作的作家。《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吕梁英雄传》等作品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宝库。此外，李公仆的长篇报告文学《华北敌后--晋察冀》及音乐名篇《黄河大合唱》等，也从不同的角度歌颂了根据地人民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
    在广西桂林，进步文艺作品数量之多，可以说居国统区之首。在质量上，长篇小说主要有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及艾芜的《山野》等。在短篇小说方面，茅盾一生共创作的十几个短篇小说中，有9篇是在桂林创作和发表的。张天翼、老舍、郭沫若等也分别在桂林创作和首次发表了长篇童话《金鸭帝国》、《大地龙蛇》、诗作《罪恶的金字塔》等。此外，戏剧、诗歌、散文创作上也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