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可以概括为“家天下”，这也是许多倡议革命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一般论者所言“家天下”多指君主专制政体，多指君主世袭制；殊不知，世袭制的基础是宗法制，家族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君主世袭只是“家天下”的表层现象，家族林立而构成社会基础才是“家天下”的实质内蕴。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把握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孙中山《〈詹氏宗谱〉序》通过中西“为政”之别、“为家”之异的对比，把握住了中国“家天下”的实质，“吾国家天下数千年，群之事不备于有司，家教而族约以为一”。家族既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那么，改造家族使其符合革命的理念自然是革命最佳的手段之一。因为“今欲……异昔之人相食，则必先使之各去敌意而互谋亲爱。是故积民族之亲，则一人类之非敌也；积家族之亲，则一国一民族之非敌也”；“姑以亲亲之事为之嚆矢”，则“其进而革民族相食之陋也将惟是，其益进而树天下一家之基也将亦惟是”。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对家族因势利导，由“姑以亲亲之事为之嚆矢”，进而实现大同理想，这是孙中山《〈詹氏宗谱〉序》一文的基本思想，也是该文作为研究孙中山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的价值之所在。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乘，史、志、谱牒构成中国传统史迹文化的三个基本层面，延绵千古而不断。史志以知始终，见盛衰，垂教化为功用，作为中国传统史迹文化最基本层面的谱牒其功用也与史志相仿，以知始末，别源流，垂教化为己任，只不过它所记载的是每个家族的历史，其教化作用也只限于各自家族而已。然而，一个又一个家族的相处共振便构成了社会。因此，说谱牒学是维护中国传统社会，“能范围其民而不涣者也”的有力的工具也不算过份。一切伟人之所以能成为伟人，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他们能化腐朽为神奇。孙中山以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的认识为基础，主张通过谱牒之修实现家族“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并将此“极治”进而升华推广到民族、人类，使之“不更为敌”，从而“树天下一家之基”，实现大同理想。这是谱牒学上的创意之见。这样一来，修谱不再是单纯维系宗族的狭隘之举，不再是维护封建宗法的手段，而是实现革命的一种方法。谱牒学也由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今天，虽然中国社会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家族的作用已大为削弱，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谱牒学仍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借鉴孙中山对谱牒学的认识，研究孙中山运用谱牒学服务于革命的方法，仍有现实的意义。
    四
    1923年元月前后是孙中山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也是他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此时孙中山思想中最深层的东西仍在根深蒂固地发挥着作用，而新的认识则正在萌芽、形成，这种情况《〈詹氏宗谱〉序》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孙中山既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者。天下大同，既是中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也是孙中山崇高的政治追求，大同理想在孙中山政治哲学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以前的三民主义也好，后来的三大政策也好，都只是孙中山的基本政治主张，都是为实现大同理想而运用的手段、工具而已。以冠于三民主义之首的民族主义为例，无论是早期的反对满族对汉族的统治也好，还是后来加上的“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也好，都是初级目标，其根本目标仍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故《〈詹氏宗谱〉序》开宗明义：“夫天下一家，则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世之极治也，抑自治非臻于是则亦不足以言其至也”；强调“吾党主义三，民族主义冠焉。民族惟独立并存，各贡其工作之值于世界，然后可使进化同程，以共趋于极治之域”，主张积家族之亲以达“一国一民族之非敌也”。并认为“若是，固亦吾同志无尽之责也”。由此可知，大同思想作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的核心，贯穿于孙中山的一生，对孙中山的影响至为深远。
    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其理想固然神圣、崇高，然而，外强欺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现实却让孙中山痛心。屡遭挫折的孙中山苦闷、彷徨，但没有沉沦，在中国共产党人以及朱执信、詹大悲等的帮助下，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找到了新的出路。如前所述，陈炯明叛变后，詹大悲指出革命必须置基础于大多数痛苦民众，孙中山深以为然。在此前后写作的《〈詹氏宗谱〉序》一文也是孙中山认为民众是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必须依靠民众的认识的具体体现。只不过这种认识尚不像后来孙中山在《遗嘱》中所提到的那样鲜明而已：“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孙中山《〈詹氏宗谱〉序》一文写作于孙中山思想发生变化之时，其对家族的认识、对民众作用的认识与后来的“必须唤起民众”的认识一脉相通。因此，《〈詹氏宗谱〉序》诚然是研究孙中山思想的一篇重要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