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云南边疆屡遭英法帝国主义侵略，边疆危机严重。加强管理，巩固边疆的任务十分紧迫。本文试图对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云南边疆管理机构的重组进行考察，总结近代云南治边的成败。盼望能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
    一
    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管理机构的重组，是在清代旧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清代，云南的行政建制与内地省份一样，为总督、巡抚、道、府、厅、州、县七级制。云南边疆地区形成了道、府、厅、州、县及土司多级管理机构。然而，多级管理机构并未尽到为国家民族排忧解难的职责，反而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不堪重负，弊端百出。
    清末，英法帝国主义极力染指云南边疆，蓄意制造了未定界悬案，并利用南、北未定界，强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大肆掠夺中国的资源。通过在占领区设置行政、军事、警察、教育、医药、路政等多种机构，以基层官员的任用、免费教育、轻赋税及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缓和与占领区人民的矛盾，进行全面的开发和建设，最终形成事实上的占领。以传教、办学、创立民族文字、医疗、探险、游历、考察、勘测等手段，深入云南边疆，了解风土人情，搜集情报，挑拨民族关系，排挤中国政府的影响力。以小股武装骚扰，甚至大举入侵，如“片马事件”，破坏云南边疆的稳定，威慑中国政府及边疆各族人民。强敌为领，边疆不得安宁。中央政府腐败无能，边疆各级管理机构谨小慎微，形同虚设，既无信心、也无能力应对边疆危机，更不可能从长计议，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发和建设边疆，确保边疆的长治久安。民国时期，边疆危机依然没有减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头仍然咄咄逼人，还出现了“班洪事件”，因而，加强边疆管理机构的建设，增强其组织领导的能力，刻不容缓。
    鉴于政府统治力量的薄弱，对云南边疆鞭长莫及，清政府在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中，没有废除云南边疆的土司制度，继续把土司政权置于稳定边疆、经营管理边疆的重要位置，同时，又注意对土司政权加以节制，设立政府机构，置土司政权于政府机构之下，“诸土官不论其地位之高下，遇流官时即低一级，此制为清人所新创，其中实含有防制跋扈之至意也。”（注：顾颉刚、史念海著《中国疆城沿革史》，本书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第292页。《民国从书》第3编·69、历史·地理类，上海书店。）政府机构与世袭的土司政权两套机构并立，即“土流并立”。不过，土流并立名为政府机构领导土司政权，实则政府机构奈何不得土司政权。土司间无严密的隶属关系，不论大小，辖区广窄，皆自成一体，代代世袭相承，行使特权，统治着辖区内的各族人民。土司是辖区内所有一切的主人，拥有人民、山川林木、飞禽走兽等等。通过对土地进行多种形式的分配和占有，束缚人民，加以残酷剥削。建立有一套较完整的统治机构，土司独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等大权，俨然封建君主。为巩固统治、维护自身利益，土司采取封闭式统治，确立自己在人民中的绝对权威，迫使人民习惯于服从土司，阻碍了边疆与内地的交流和联系，造成了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间、少数民族间、少数民族内部的隔阂，影响了边疆的发展与稳定。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土司政权对边疆的发展和稳定，曾经起了积极作用。应当肯定，在外敌威胁和入侵时，绝大多数土司胸怀祖国，立场坚定，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土司政权的割据性、封闭性和涣散性，打乱了国家规范化的管理，架空了政府机构的领导。土流关系不协调，对内影响经营管理边疆，对外影响边疆巩固。边疆虽然建立了多级管理机构，但如同一盘散沙，并未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各级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政令不畅，不能充分发挥其边疆管理机构的职能。民国建立，对全国行政建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云南边疆管理机构也随大流进行了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