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8年6月，蒋介石“北伐军”占领京津， 与北洋军阀的战争宣告结束。7月，柏文蔚北路宣慰使署职奉命撤销。随后， 柏文蔚继在二届四中全会被推举为国府委员和军事委员，又在二届五中全会被推为政治会议委员。但这些都是挂名职衔，不负实际责任。柏文蔚便常和一些挂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对蒋介石的统治有看法者如柳亚子、何香凝、陈树人、于右任等，聚会晤谈，饮酒共餐，赋诗抒怀。
    蒋介石则大权独揽，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军事上，通过编遣会议消灭异己势力；政治上，通过召开三全大会，排斥国民党内的一切非蒋系。面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自己被冷遇，柏文蔚大失所望。柏认为，南京中央党部虽然金碧辉煌地悬着一块国民党招牌，但实际上是“蒋家的御用机关”，“国民党的冒牌假货”；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变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于是柏文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加入改组派。
    柏文蔚参加改组派期间，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名义，与汪精卫、陈公博、王法勤、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陈璧君、潘云超、郭春涛、恩克巴图共同发表了“反蒋宣言”、“讨伐蒋介石令”、“对时局之漾电”等，揭露蒋介石实行个人独裁专制的罪行，说明蒋介石“一日不去，党国之难一日未已”，表示“当不屈不挠，务求完成倒蒋的工作”（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汪兆铭等对时局之漾电》，见《中央汇刊》第4期。）。 柏文蔚还署名烈武发表了《法统问题与国民革命之前途》和《目前党的厄运及其救济办法》（注：两篇文章分别载于《中央汇刊》第1期和第4期。）两篇文章。前者，柏对蒋进行了一定的揭露，称他“违反总理遗教”，“代表封建势力”，是“党内的腐化集团”。指出“总理遗教及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一切纲领（容共除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主张，实现这种主张的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系统，是中国唯一的革命系统”。强调“党的法统，唯有在反抗蒋系及腐恶势力中才能树立起来，蒋系及腐恶势力，也唯有在党及法统之下才能镇压下去。”在第二篇文章中，柏文蔚从国民党的主张、国民党的政策、民众运动方针以及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改组原则和方法。这两篇文章，不仅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要求。尤其是柏文蔚认识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诸如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以及国民党自身迅猛异常的发展。但是也应指出，柏文蔚在提出恢复国民党一、二大所决定的纲领的同时，将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排除在外，并确立国民党在此时期仍是革命党，这显然是错误的。柏文蔚一方面呼吁恢复1924年改组精神，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又排除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并且不反对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这种政治主张上的自相矛盾，割裂和曲解了孙中山的改组精神，其结果只能成为官僚政客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中央权力的招牌而已。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中原大战爆发。阎冯军事倒蒋的同时，联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召开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组织反蒋联合阵线。柏文蔚参加扩大会议，任扩大会议常务委员，参加讨论和制订扩大会议反蒋的各种文件。同年9月， 东北军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带兵入关。柏文蔚看清反蒋军必定失败，不等扩大会议彻底坍台，便悄然去了天津。
    柏文蔚参加反蒋阵线，公开与蒋介石决裂， 遭到蒋介石的镇压。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改组国民政府， 撤销了柏文蔚的国民政府委员职。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撤销了柏的中央执行委员。10月7日，国民党中执会以柏文蔚等人“勾结军阀余孽，假窃名义，肆行煽惑，阴图破坏编遣，颠覆党国，甘心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等罪名，交国民政府“明令缉拿”（注：《中央党务月刊》，第15期。）。1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下达通缉令，“着京内外各机关一体按名协缉，务获归案严办”（注：《国民政府公报》，1929年10月，第292号。）。 11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柏文蔚等9 人党籍（注：《中国国民党年鉴》（1929年），第1191-1192页。）。不久，南京国民党中央印发了肃清改组派文件，将柏文蔚公开列为“有名的军阀”（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改组派之真面目》，1929年11月。）。
    总之，这一时期，柏文蔚参加改组派，任职扩大会议常务委员，公开亮出反对蒋介石的旗帜；蒋介石采取行动对柏文蔚进行打击、镇压，柏、蒋处于公开对立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