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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蔚与蒋介石(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安徽史学》 孙彩霞 参加讨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下,国民党内各对立派别通过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结束国民党内的一切纠纷,完成统一。这样,柏文蔚又回到蒋介石的治下。然而,柏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终有格格不入之感”。
    先是在宁方召开的四全大会上,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恢复了汪精卫、陈公博、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柏文蔚等人的党籍。蒋介石称,那些被开除党籍者,“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注:《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蒋介石假惺惺的大包大揽,把国民党的分崩离析,日军的进逼责任都承担起来。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柏文蔚重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面对日军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柏文蔚奋然为挽救民族危亡呼号奔走。1932年1月,在淞沪抗战中, 柏文蔚积极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活动,函电纷驰,要求政府增援十九路军。后十九路军因抗旨的罪名被排斥入闽,柏文蔚义愤填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中国已到危急存亡之秋,应该停止一切内战,和衷共济,一致对外。铮铮数语,发自肺腑。
    此后,柏文蔚愈发大声疾呼,一次次向蒋介石、国民政府发出抗日的呼吁。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建立后,柏文蔚与程潜、李烈钧等致电国民党中央,质问究竟“对日承认伪国持何对策?收复失地有无切实准备”,并要求政府“速以事实昭示全国”(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1932年9月。)。10月,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柏文蔚与冯玉祥、李烈钧等联名发表通电,强烈抨击该报告书之谬误,要求国民政府“于政策上须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收复失地”,且“郑重声明”,“挽救国难,在于积极抵抗”,否则,“实为民族自杀”(注: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柏文蔚与其他中委联名提出多案,其中有关抗日者计有:《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主旨为“集中民族力量,彻底抵抗外患挽救危亡”(注:《中央党务月刊》,第53期。)。《援助义勇军以武力收复失地案》,提出:“1、统一各路义勇军;2、实行以饷械援助;3、派国军策应,选拔精锐,出关作战;4、厚恤义勇军之死难烈士及伤残者”(注: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33年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日旗帜,并于6 月22日收复了康保城。27日,柏文蔚与李烈钧等致电冯玉祥说:“我公当城下求和之后,为亡羊补牢之谋,其心良苦,其境弥难。然民族国家之存亡,胥系于此举矣。北望塞云,逖听捷报。”(注:赵谨三编:《察哈尔抗日实录》。)高度赞扬冯玉祥率先高举抗日旗帜,祝贺抗日同盟军首战告捷,同时也表达了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蒋依然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这使柏文蔚极为愤慨,他曾明确表示对蒋介石的政治“深致不满”,严厉批评蒋的外交政策“虽不至卖国,但当局眼光太短,即如(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亦认为满意”(注:《国闻周报》,第9卷第 49期。)。
    呼吁、批评、抗争无效,而柏自己虽有抗日的宏愿,却苦于毫无实力,无能为力,为此,常常良心上“实觉难安”。柏文蔚对蒋介石愈益不满,蒋介石对柏文蔚更不放心,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据柏文蔚回忆,他重新回到蒋介石的麾下,一年之间,在安徽桐城“松柏山房”和江苏昆山寓宅居住9个月与10个月之久,在南京仅一两个月而已。 柏文蔚身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府委员,却很少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常常和李烈钧、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往来,与冯玉祥、方振武等人商谈抗日救国问题,也常与一些旅居江苏的安徽青年聚会玄武湖“柏园”家中。对于蒋介石则避之远之。一次,蒋介石亲到“柏园”访柏,柏以“我家地方小,无法招待”,让家人挡驾谢绝了。后蒋介石派人转达准备给柏换大一点的房子时,柏又以“我住得很好,不想搬家”(注:柏心瀚:《缅怀先父柏烈武将军》。),干脆地谢绝了。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快和猜疑。国民党中央密令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严密监视柏文蔚在桐城的行动。在玄武湖柏园,当局派特务在后湖设警察所,早晚监视柏寓,甚至将柏的侄儿心鉴逮捕关押。在昆山寓所,柏获悉,特务奉到“上峰”命令,要对他采取直接手段,生命处于危险境地。后经于右任、李烈钧从中调解,才免遭毒手。
    此外,柏文蔚自民初督皖以来,即有导淮夙愿和宏伟抱负,曾发表洋洋6000余字的《导淮说明书》,就导淮理由、导淮后的收益以及导淮办法,提出具体方案,并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愿意专心导淮工作。但受到蒋介石的阻挠。首先,蒋表面上同意柏的导淮计划,实际上只是为了安抚柏,让他在导淮方面挂个名,不必负实际工作。柏则认为这是让他“花老百姓的钱不做事,无疑等于出卖人格”,坚决反对。其次,蒋介石顾忌柏文蔚掌握导淮大权,既有武力又有经济实力,对己不利。再其次,蒋不同意柏的导淮入海方法,主张分流入江,将现有河道挖渠,加高堤岸,在洪泽湖内修一水库,储存洪水,防止水患。柏认为这不是根治之法。柏、蒋在导淮一系列问题上互不相让,形成僵局。最后蒋介石自兼导淮委员长,陈果夫副之。柏文蔚的导淮抱负及计划被蒋介石打破。
    由于柏文蔚和蒋介石长期面和心不和,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柏文蔚没有随去,携家人先至安徽宣城,后又迁至湖南省沅陵县,直至抗战胜利复员。期间,柏文蔚除偶尔至重庆参加国民党会议外,很少与蒋介石往来。
    1947年4月26日,柏文蔚逝世于上海南洋医院。逝世前, 曾写有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两职的声明(注:据柏文蔚的儿子柏心瀚回忆。),表示与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决裂。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到,柏文蔚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同于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重要人物的关系。柏文蔚与蒋介石自始至终处于矛盾状态,这是柏、蒋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一点,无论对深入研究柏文蔚还是蒋介石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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