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或是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而只是一些地地道道的社会改良思潮。从五四时期到40年代下半期，张东荪思想的这种基本性质始终没有改变，只是他的改良理论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更为成熟。总的说来，他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征：
    第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暴力革命学说。张东荪一向主张“温情主义”，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五四时期，他提出社会改造要“全体谐和”，认为俄国式的“劳农专制”在中国决不可能发生，如果硬要进行阶级斗争和劳农专制的宣传，只会在已有的许多内乱中再添一个内乱而已。30年代，张东荪更深入地研究了阶级问题，认为只有民族观念才是人类最强的观念，批评科学社会主义最大的缺陷就是“以阶级为立场”，牺牲了“国内的一部分原气”。40年代，他明确主张要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至于暴力革命，张东荪从根本上是反对的，他表示：“改良生活虽有种种的方法，总以平和的渐进的为佳。”（注：张东荪《现在和将来》，《改造》3卷4号，1920年12月。）但他又多次表示对暴力革命的反对并不是绝对的，似乎如果绝对必需的话，他也能容忍革命。由于以上的分歧，使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虽然他本人多次表示自己所宣传的学说并不是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但实际上其反马克思主义性质十分明显，所以，马克思主义一直没有放松对张东荪的这些改良思潮的批判。
    第二，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诠解社会主义。张东荪虽然常常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实际上赎卖的基本上始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货色。张东荪是一位虔诚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一贯奉民主主义为人类的最高成就，或者说最理想的文化。五四时期他选择基尔特社会主义，正是因为认定这种学说以“职能的民主主义”为根本方针，是“民主主义思想的穷极”；（注：张东荪《社会主义研究宣言》，《时事新报》1921年9月16日。）30年代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时， 他设计了一套“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40年代他更充分地从理论上来论证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并明确提出“政治上民主主义、经济上社会主义”的路线。张东荪认定，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形式，而且是政治制度健康优良与否的标准。他正是拿这个标准来检验种种社会主义学说，认为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不符合民主原则，应剔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所以说，张东荪仅仅借助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名词以及与民主主义共同的某些最一般的特征，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阶级性、科学性和战斗性都被阉割得干干净净。在他那里，社会主义只剩下一些含混的没有丝毫火气的任何阶级都无须加以反对的文化思想、道德原则与社会政策了。
    第三，由于以上两个特征，所以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民主革命阶段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种假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暴力革命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敌人；而且它所指引的所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并不存在，那种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想法完全是虚妄的。但另一方面，张东荪始终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这对于扩大社会主义影响、尤其是五四时期对于扩大社会主义初期传播的声势有一定积极作用；而他对民主主义的宣传与颂扬更具有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进步意义，在民主革命阶段，民主是一面进步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常常运用它来团结进步力量，打击反动势力；此外，更难能可贵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张东荪已经在修正自己的观点，努力向新民主主义思想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