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贸易体系形成促使中国对外交往重心逐步转向海路。史籍所载北宋境外“朝贡诸蕃”有于阗、高昌、吐蕃、沙州、达靼、甘州、夏国、大理国、定安、女其、渤海、高丽、日本、交趾、占城、三佛齐、阇婆、勃泥、注辇、蒲端、丹流眉、塗渤、佛泥、真腊、宾同陇、蒲甘、天竺、层檀、勿廵、大食、大食陁罗离慈、大食俞和户地、西天大食国、波斯、拂菻、陁婆罗、麻罗拔、邈黎、三麻兰、蒲婆罗、古逻摩迦等四十一国，(42)其中海路入宋者三十国，约占73％。北宋朝贡体系的数量构成重心已经转至海路。若动态地看，北宋朝贡体系在北方日益收缩，南方有所拓展。而在唐代，境外朝贡诸国主要来自西北和北方。《唐六典》卷四所载唐玄宗朝朝贡的七十余国中南海诸国仅狮子、真腊、尸利佛誓、林邑等数国，数量最多的是西北丝路沿线各国。
    北宋朝贡体系数量构成以海路为重心、以经济贸易为主要动力的格局成为此后朝贡体系构成和运行的基本模式。南宋时西夏、高丽、大理和西北诸政权退出宋朝朝贡体系后，境外朝贡国完全来自南海诸国。(43)《明会典》记载十七个境外“朝贡诸番国”即日本、朝鲜及十五个南海诸国，(44)是具有与明朝开展惟一合法的勘合贸易即朝贡贸易的国家。这一制度将朝贡和贸易合二为一，把海外国家对中国的经济需求作为使其朝贡的手段。(45)《明会典》卷九七、九八还记载了六十二个朝贡国，除日本和朝鲜外都是南海诸国。清朝将西北诸番归属理藩院，而朝贡诸国完全指海路各国，即朝鲜、暹罗、琉球、安南、苏禄、南掌、缅甸。(46)清初仍将朝贡贸易作为惟一合法的贸易，并实行海禁政策，康熙二十四年后开放非朝贡国与中国的互市贸易，因朝贡贸易可以免税，各国皆愿向清朝朝贡。(47)明清朝贡国，除朝鲜外，(48)朝贡的主要目的是贸易利益。
    汉唐时期“东亚世界”的日本和朝鲜半岛诸国学习中国律令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东亚世界以汉字、儒学、律令和佛教为共同性的基本特点(韩昇增加了教育和技术要素，并把日本继朝鲜半岛之后全面接受唐文化，形成东亚文化格局作为东亚世界形成的重要标志。高明士特别强调了东亚世界作为教育圈和文化圈的特点)。(49)文化是此时东亚世界运行的基本动力。到宋代高丽已完成学习律令制度建构国家体制的过程，与宋朝交往时文化学习已退居次要，如高丽人所说“我国文物礼乐，兴行已久，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实无所资”。政治上弃宋从辽后其入宋朝贡的主要目的是经济利益，即“高丽之臣事中朝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50)日本此时也已完成国家体制建构，专注于唐风向和风的内化，没有与北宋政府间的朝贡关系，与宋朝交往的经济贸易需求超过政治和文化需求，日宋关系进入到“日宋贸易时代”。(51)故堀敏一将商贸关系称为“宋代以后东亚世界的特征”，且是“东亚世界的重要特征”。(52)南海诸国与中国的交往更是以经济贸易为目的。费正清等认为朝贡体制的传统模式是朝贡加贸易，两者是一套机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滨下武志更明确地强调朝贡行为的根本特征是商业贸易，贡赐贸易和商业贸易是朝贡体系的推动力和基础，他因而将朝贡体系称为朝贡贸易体系。高明士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外国学者将朝贡解释为商业性的交易行为，而称作朝贡贸易，这是没有把历史问题归历史来处理”。朝贡于中国“在于维持‘礼’的秩序”，诸国“朝贡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摄取文化”。(53)他的研究以汉唐东亚世界为对象，特别强调朝鲜半岛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慕化”。但汉唐“东亚世界”在朝贡体系中具有特殊性，不仅当时内亚游牧民族注重贸易需求的情况与其不同，(54)宋代以后东亚世界关系形态更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能以汉唐东亚世界的特殊形态否定宋代以后朝贡体系以贸易为基础的整体状况。
    注释：
    ①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以下简称《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10页。
    ②Janet 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51～253。
    ③《汉书》卷六一《张骞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649页；《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73页。
    ④《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7页。
    ⑤G·F·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第66、69页。
    ⑥该记载所涉地名解释纷纭，李金明、廖大珂综合了各家之说，认为黄支为印度东海岸之建志，夫甘为缅甸的蒲甘，都元为越南南圻，邑卢没为暹罗的罗斛(即泰国的华富里)，皮宗为苏门答腊，已程不为锡兰岛，见《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
    ⑦《南史》卷七八《海南诸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9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