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达到顶峰，这不仅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治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同时也体现在文化控制体系的逐步确立，两者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因为文化控制体系既是绝对主义体制建构的组成部分，更是制造绝对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主要手段。大体说来，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在宫廷体制之内，围绕着君主建立起一整套的象征符号、日常礼仪和修辞方式，以炫目的方式向臣民展现王权是整个国家唯一代表，并在臣民的观念层次里培育和强化对等级政治秩序的认同；二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王国政府采取收束与压制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推进文化国家化，把原先处于“离散”状态的文化活动体制化集中化，使文化成为服务于君主政治的强大工具，另一方面对任何有悖于绝对主义意识形态同一性要求的文化活动予以控制或打击。
    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对法国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既为法国绝对主义王权的确立和巩固提供了坚实的意识形态支撑，且凭举国之力在较短时间创造了法兰西文化的辉煌，但同时也导致大量的经济和知识精英流亡国外，对法国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损失。更重要的是，从长时段的历史目光来看，这种国家集权的垄断性文化体制，压抑了法国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阻碍了文化产业的资本主义化，为法国18世纪中期之后社会文化危机埋下了伏笔。此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对文化体制及其象征意义在其中的作用重视不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此一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能有抛砖引玉之效，让更多的专家学者从更宏富的历史面向出发，探讨这种权力的文化实践与文化实践的权力之间精微复杂的关系。
    一
    1654年6月7日，路易十四在兰斯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加冕典礼。当天清晨，兰斯教堂的圣坛下，一边站着僧侣贵族，一边站着世俗贵族，外面是众多的观礼民众。刚刚步入成年的路易十四，在卫兵、王室官员和宫廷显贵的簇拥下登上教堂的唱诗台。主教和教士迎来圣瓶，并将之放到供奉着圣雷和圣路易圣骨盒的圣坛上。接着，在大主教的主持下，国王宣誓，首先允诺保证教会的自由和豁免权，而后手按圣经对王国庄严起誓。再接下来，由王国最显赫的权贵给他穿上丝绒短鞋，呈上金马刺，披上加冕服和紫色斗篷；由苏瓦松大主教给他头顶、胸膛、双肩、臂肘和双掌涂抹圣油，主教给他递上指环、权杖和正义之手。当指环戴上国王右手中指的那一刻，标志着国王与王国结成了连理，“因为加冕的日子，国王庄严地与其王国成婚，甜蜜的、天眷的和高贵的婚姻纽带将他与他的臣民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夫妇般地彼此相爱。”①此时，国王起身沿着阶梯登上王座，接受显贵们的致敬和效忠，教堂各门洞开，伴随着音乐和烟花，教堂内外三呼“万岁”。最后，大主教给业已得到祈福的国王戴上王冠，加冕礼毕。②
    宫廷这种充满庄严气氛的盛大仪式，正如弗朗索瓦·布吕什所言，既非免费的王家戏剧，亦非无用的奢侈品。③相反，它的每个环节都蕴涵着严肃的政治隐喻，目的是为君主制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同时作为制造新国王形象的重要契机。首先，国王对教会和国家的庄严宣誓，表明他与上帝、显贵和民众结成了契约，臣民对国王奉献效忠，国王则保证维护包括教士在内的各团体的自由和特权，给臣民带来和平、正义和仁爱，像丈夫一般保护自己的“妻子”(王国)。其次，敷圣油仪式召唤起撒母耳给大卫王和拿撒给所罗门施涂油礼的记忆，意谓国王不再是俗人，而是上帝的代理人，以神授的恩宠来管理国家，是王国教会的头号人物，可以主持法兰西主教会议，就教会的自由和特权做出裁决。最后，大主教给国王戴上王冠，象征着国王成为这个政治之躯(body politic)的头脑，三个等级则是这个躯体独立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每个组成部分皆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和角色，但作为头脑的国王解释着躯干的需求和意愿，这也是国王御临法院(lit de justice)时何以能够推翻高等法院法官多数决定的原由所在。
    仪式既包含赋予君主种种权力合法性的隐喻，也是君主向社会展示其政治形象的机会。现场的显贵和民众，亲眼目睹了国王与神圣性的结合过程，亲耳聆听到国王对王国的庄严承诺。仪式的程序和道具在想象的空间描摹出一个生动具体的合法权威形象，“因为君主政体的理想可以付诸抽象的陈说，但君主政体的实际形象和伟大之处依赖于它的具体化表达”。④换成人类学家吉尔茨的话来说，戏剧国家的礼仪奢华之功用，是将抽象的权力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形式。⑤那些未能在现场观摩加冕仪式的人，可以阅读一些小册子对具体情况的描述，也可以观看官方委托艺术家亨利·达维斯刻制的加冕典礼版画。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夏尔·勒布朗设计的一幅挂毯也有纪念仪式场景的图案。⑥
    加冕仪式仅是路易十四漫长统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片段。在构筑绝对主义君主制大厦的进程中，礼仪符号是一种重要的材料，他充分地利用礼仪的象征体系形塑着绝对主义的秩序和权威。因此，这位“戏剧国家”的主演，实际上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由仪式和象征符号构成的公共舞台上。甚至连国王的起居饮食也高度仪式化，宛如一出微型戏。
    路易十四每天的起床(lever)仪式和就寝(coucher)仪式，都是演员、观众、舞台和情节等各种要素俱备的戏剧。清晨，大贵族们聚集路易十四的寝宫内外，前后分成三批，观看着国王起床、祈祷、洗漱、选择假发、刮脸和穿戴过程，最后他自己脱下睡衣和内衣，再将挂在胸前的圣骨摘下，由过去曾雄踞一方的大贵族担任的内务官或亲王给国王奉上衣衫，首席贴身男仆帮他穿上右袖，首席衣饰官帮他穿上左袖，然后选择领带和钟表。⑦晚上，廷臣贵客们再次聚集，看着国王喂狗、忏悔、穿上睡袍。国王在向众人道了晚安之后，人群陆续离去。接着是短暂的小就寝礼，只有极少数享有特别恩宠的人能继续留在那里，被国王指定为其秉烛的人会感到荣宠有加，为国王擎起烛台直到仪式结束。⑧
    路易十四娴熟地运用了这样的礼仪，作为确立绝对主义政治秩序的工具。诸如起居就寝这样的仪式，一方面可以表明国王的一切，哪怕是王室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也拥有不变的秩序，用以昭示君主的庄严和神圣，以及微缩在这种仪式秩序中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神圣性；⑨另一方面，精致规范的礼仪化世界以及贵族们在此等仪式中争相竞逐，从行为方式和心态文化上对曾经桀骜不驯的贵族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规约，让他们恪守自身等级地位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擅自逾越。“因为等级优先准则和行为规范可用于疏导紧张关系，维系某种协调一致，宫廷社会同样在此等规则的支配下”。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