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5年创办《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这是欧洲第一份文学期刊，在科尔贝的资助下，传播文学界的消息，如介绍新出版或再版的书籍以及它们的思想内容，报道科学方面的新发现。(30)同时，也宣传国王的资助活动，对政治性的、代表官方声音的《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构成了有益的补充。
    1666年，王国政府创建了“罗马法兰西学院”，把派遣艺术家到意大利学习训练的传统做法制度化，12名年龄25岁以下且信仰天主教的青年艺术家，拿着国王的资助在学院里修习3年，深化艺术修养。同年，在巴黎，法兰西科学院正式成立。像法兰西学院一样，该学院同样是通过将私人机构国家化而形成的。根据1669年6月颁布的特许状建立了皇家音乐学院，这是第一家法国歌剧院。1671年又组建了建筑学院，作为负责所有建筑事务的专家委员会。(31)
    至此，路易十四和科尔贝业已实现了对文化领域几乎全面的控制。到路易十四统治后期，一些外省亦按法兰西学院的组织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因为它们需要得到来自巴黎的“支持、保护、官方授权和正式确认”。(32)这些从巴黎到地方的“学院运动”(le movement académique)，确立了以巴黎为中心的国家文化垄断体制。几乎每个有才华和雄心的文人，在国家提供的经济和声望诱惑面前，纷纷走进金色的笼子里。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吕里、勒沃、芒萨尔、勒诺特尔、勒布朗等所有伟大的名字都囊括其中。院士们不仅利用自己的知识才华，为宣传君主的荣耀服务，如撰写章、诗歌或剧本，绘制表现国王伟大的画作；而且，这些学院为法国绝对主义政治体系提供了官方的文化评价机构，确立官方的审美权威，起着引导社会思想文化方向的作用。丹尼埃尔·罗什在阐述学院运动时说：“文学和科学使之显得熠熠生辉的绝对主义，从中汲取到了自己所需的现代意识形态合法性。”(33)
    其次，实行国家资助制度，这是文化国家化的另一个表征。该制度与学院体制相辅相成，它们通过金钱和荣誉，将学院内外的杰出人士吸引到国家的恩惠之下，成为驯服文人学者，使之为君主的荣耀服务的有效工具。(34)
    1662年至1663年，法兰西院士夏普兰负责拟定一份文人名单，遴选可为君主制效劳的作家和值得鼓励的新锐之人。1664年，在首度得到资助的58人名单中，包括11名外国人。我们在这份获得年金的名单里可以找到诸多古典作家的名字：高乃依、莫里哀、拉辛、佩罗尔、基诺尔，(35)还有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里提到的国外科学家，如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和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科贝尔分别以6000锂和9000锂的高额资助将他们引进到法国。王国资助当年支出数额79500锂，此后数年，用于此项事业开支的金额年年增长，因此而受益的文人也有所增加，1667年和1669年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国王给50-70位文人分别资助了118000锂和108000锂。随着法国与荷兰之间战争爆发，从1673年起，这份丰厚的皇家奖励不再分发给外国人，1674-1683年间资助总额也减少到年均约60000锂。(36)
    得到赏金的文人数量较少，且一些人长期出现在获助名单上，皇家赏金几成固定收益，因此过上了优裕的生活。像路易十四这样对科学和文学艺术人士予以持续定期的资助在欧洲尚无先例。从伏尔泰到一些当代法国史学家--如弗朗索瓦·布吕什，都对路易十四此举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路易十四这种奥古斯丁式的资助，是在对人文价值的崇敬和广泛的趣味引导下诞生的，(37)它夯实了文人独立精神之根基。(38)尽管16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价值和太阳王本人心性在其中的作用不能否认，但我们还应看到，这种行动与现实政治目的是紧密相连的：把杰出文人吸纳到体制之内的国家资助制度，让他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宣传国王，在民众的想象世界里构造一位慷慨大度、热爱科学艺术的君主形象。“夏普兰就曾告诉接受了资助的荷兰学者尼古拉斯·海恩修，国王慷慨大度，但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并不想被人当成傻瓜”，并叮嘱后者对国王的赞扬要显得自然，并且在国外出版。(39)
    四
    路易十四在建构国家文化统治体系的同时，对社会施行管束和压制，使之符合绝对主义政治的基本要求。早在17世纪法国绝对主义王权建立过程中，王国政府就已开始加大对出版印刷行业的控制。根据1618年7月批准施行的法令，建立了在国家监管之下的行会组织，垄断着书籍出版业，并负责执行王国政府的相关法规。(40)1624年，路易十三颁布法令，设立了常设的书籍审查委员会，给予书籍审查员年金。在同年的另外一则法令中，规定禁止那些未经授权出版的有关政治和国家事务的书籍与小册子。(41)但对书籍出版行业严厉的控制，到路易十四亲政后才逐步推行并形成体系，目标是将作者群体、印刷出版企业全部置于国家的监管之下，禁绝“坏书”(mauvais livre)在法兰西王国境内的出版和流通，以此维护绝对主义所追求的政治宗教价值观的一统性。其主要措施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文化生产领域进行重组和规约，使社会单元同样呈现集权的模式，按照集权的逻辑运转。根据1666年10月的清查，仅巴黎就有79家印刷工场，它们拥有216台印刷机。(42)许多印刷工场规模很小，超过一半的企业拥有不超过两台印刷机。这些处于散乱状态、追求经济生存的出版印刷企业，是王朝政治和意识形态稳定的潜在威胁。17世纪法国几乎每一次政治动荡的背后都有印刷出版机构的影子。路易十四幼年时代亲身经历的投石党运动，印刷宣传的作用表露得尤为明显，“这场运动的标识是，传单、小册子和各种形式的讽刺画、时政论文大量出版，矛头首当其冲直指马扎然。利害关系是如此重大，乃至每个派别都组织自己专门的编写小组，雇用直接连通印刷厂的常驻作者”。(43)因此，监控印刷出版企业是建立和维护绝对主义权威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