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60年代，在科尔贝主政下，正式着手对印刷出版企业施以强有力的监控。1666年12月，国务委员会颁布政令，要求印刷出版公会董事及其副手呈交条例、法规、账目和文书，以备国王任命的高级警察专员稽查，同时公布了有权在巴黎从事印刷事务的师傅名单，并规定不准接受新的师傅和建立新企业，等待新的政令出台。(44)但这一等就是近20年时间。1683年，许多印刷工场随着师傅去世陆续关门，政府对图书出版业进行彻底重组的时机到了：1686年8月颁布的有关巴黎印刷出版商新法规，(45)对该行业进行严密的规约，譬如，企业规模方面，要求每个印刷商必须拥有两台以上的印刷机方能从事印务；印制形式方面，要求必须印上出版特许状，字体优美，纸张良好；还有对师傅与伙计的关系、子女继承的条件等，都以多款条文予以限定。但这个冗长的政令，最重要的是第7条和第43条，前者对印刷出版企业的经营区域进行了细致的限定，要求印刷工场和书店集中到大学区，只有专营宗教类图书的书店允许开在王宫周边和圣母院大街；(46)后者则明确地将巴黎印刷商数量限定在36家，“在印刷商方面，将不会接纳任何人，直至它们的数量降到36家”。(47)它们鲜明地体现出集权政治的治理思维：以集中的方式，专横地对社会化繁为简，改造社会单元使之与集权体制同构，以方便管理和控制。
    第二，在文化生产领域强化特许制度作为预防性检查手段，让巴黎的文化出版界服膺于特权体系带来的好处。对渴望更有效地控制出版业的王国大臣们来说，上述措施尚嫌不够。科尔贝及其继任者还通过特许保护制度，维护印刷出版商的垄断地位让他们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从而对国家形成向心力。1665年2月的法令，禁止出版商在没有特许状的情况下付印任何新书，包括古代书籍，并赋予初版所有者申请特许延长的优先权，规定版权所有者在出版特许到期前一年提出申请。为了平息外省出版商的不满，该法令也规定，对古代作者著作，除非做出大量增补或订正，否则不需申靖特许或特许延长，其他出版商也可以出版未经增补或修订的古代版本。(48)为了打击盗版，同年9月的法令，又授权书籍出版特许或特许延长持有人没收和占有所有盗版书籍，包括印刷机、字板和印刷中使用的其他材料。1671年，高等法院的裁决又规定，在盗版书中假冒特许状和特许状所有人的名字的出版商或印刷商，都将永久地剥夺进入该行业的权利。(49)
    书籍出版行业的特许制度，是法国旧制度整个特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导致的结果，同样是权力的集中。得到最大利益的显然是巴黎印刷出版商，限定企业数量和推行集中化管理，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巴黎印刷出版界的竞争强度。巴黎出版业行会业已成为一个官方羽翼庇护下的利益团体，合法地垄断着巴黎所有出版物的生产和销售。特许制度让它们包揽了法国主要的新书出版权，特许延长制度又保证了他们对有利可图的书籍长期占有权。这种垄断局面，对君主集权政治的益处不言自明：它杜绝了巴黎印刷商出版秘密读物的可能性。因为出版业行会变成了官方监控下的社团，实际上充当着执行官方监管任务的得力工具；而印刷商们成为特权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既不能也不愿这么做。
    第三，国家是暴力机器，对社会具有镇压的冲动和功能。因此，王国政府对社会施以制度性的控制是一方面，动用警察力量抑制或镇压文化思想领域的异己力量是另一方面。尽管采取诸多措施以掌控巴黎的印刷商和出版商，但仍然不能阻止坏书以某种形式在巴黎出版和秘密流传。在科尔贝的策划下，1667年3月15日颁布法令，对巴黎的警察系统进行重组，创立了警察总监。他负责监控巴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审理违反为印刷业制定的法令、条例和规章的行为，如印刷商出版被禁的书籍和诽谤性小册子，以及商贩兜售和散播此类出版物。(50)首任警察总监尼古拉·德·拉雷尼(Nicolas de la Reynie)建立了书籍警察组织，强化对印刷出版业的管理，同时追查煽动性的作品、手抄报和荷兰进口的其他小册子。随着法国对外战争的爆发，1670年代这类印刷品逐渐增多。因此，拉雷尼颁布警察训令要求，在未经法官文书许可的情况下，印刷商、出版商和铸字工不能出售任何印刷机、任何活字或字盘，并规定没有行会董事及两名副手在场的情况下，不能向购买者移交已有的印刷器材。(51)与此同时，巴黎警察系统加强了对写作、出版、贩卖煽动性或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出版商和书贩的追踪缉捕。1670年警察抓捕的两名作者，被指控与卑俗凶顽之辈过从甚密、买卖利润丰厚但充满危险的诽谤性小册子且狡兔四窟组织严密等。(52)
    更重要的是，路易十四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对宗教和政治上的异己力量予以打击。尤其是17世纪80年代之后，当他与罗马天主教廷的矛盾解决之后，开始大力迫害宗教异端，20万新教徒和詹森派等其他受排斥的教派信徒被迫逃到国外。避难者主要由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组成，其中包括一些才华卓越的文人，如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阿尔诺、尼科尔等。在政府严厉的政策控制下，诸如夏尔·勒维埃、皮埃尔·戈斯和德博尔德家族等多家法国出版商也移居到荷兰。(53)
    综上所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社会文化领域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控制体系。它不仅按照绝对主义逻辑完成了对社会单元的重构，而且发展出手段更加灵活、策略更加精熟的控制程序，具有了现代集权国家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