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新中国政权鼎革的第九个年份，继巩固政权，社会主义改造等举措后，主政者展开了新的社会主义实践。诸多现象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非常醒目，表征于女性就业在量上的激增与面上的延展。①其中，家庭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情景蔚为可观。短时间里，大量妇女走出家门，成为新生的劳动大军。②
    这支劳动队伍何以应运而生又如何被纳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之中?
    事实上，1958至1961年间，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长方式遭到研究者的批评，其中又以劳动力的激增最为典型。③回溯过往，主政者也承认招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④以此为认识基调，是否囊括其中的家庭妇女用工也是狂热决策的一个面向?既有的研究得出了相仿结论，认定其为盲目扩大社会生产和就业规模的左的思想使然，⑤但其立论缺乏历史场域中的细致考察。笔者拟以上海为域，选取其中研究尚浅的家庭妇女用工为对象，梳理政策的缘起，变化以及执行过程中基层与政策的互动，试图重新检视当时的劳动力政策，考察城市基层的运作。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资料，文章侧重家庭妇女在工厂企业的情形。
    一利用与帮扶：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的政策内涵
    1949年后，新政权一直关注男女平等问题。实现男女平等的核心要素之一莫过于妇女冲破家庭局限参与社会活动，在个体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获得社会人格。这是中共自革命年代就恪守的妇女解放理论，亦是建政后政策宣传和实践的目标。在近代最早出现职业妇女群体的城市——上海，中共执政后的八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以及政府的多方促进，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参加工业生产。⑥可是鉴于上海经济发展状况与妇女特点，政府倡导妇女不宜不顾现实盲目从业。⑦
    “大跃进”运动的推进带来了上海妇女就业的新契机。值得留意的是，决策层的用工政策并非一蹴而就的凯歌旋进，相反显得相对谨慎。政策的制定与更易，参照地方社会的现实以及中央政策的调整，其内涵则兼具利用与帮扶两个面向。
    (一)因需而招，吸纳部分家庭妇女为边缘劳动力
    与全国多数地区一样，1958年初，上海地区的跃进氛围迅速由农村蔓延至城市。从岁末年初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代表大会到8月的全市干部大会，作为工业重镇之一的上海，跃进形势日益升级。计划指标被不断、快速地刷新。⑧在此期间，钢铁生产逐步成为工业生产的主导。年初，工业战线跃进的主力尚集中在轻纺系统。随着3月成都会议、5月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及中央主要领导对钢铁生产高指标的关注，钢铁的“元帅”位置愈加突出。至8月中旬全市干部会议正式提出120万吨的年钢产量指标后，一个以钢铁工业为首的高指标最终形成。至此，上海整座城市开始掀起“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生产高潮。⑨
    如何完成扶摇直上的生产任务，是主政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由于1956年放松招工限制引发的教训历历在目，年初国家延续了之前“集约”型的增产路线，即提高现有职工的劳动生产率和合理使用劳动力来挖掘生产的潜力。当时上海努力执行上级指示：一方面积极组织“反浪费、反保守”、技术革新等运动挖潜，另一方面贯彻从计划编制内部调配劳动力以完成不断增涨的生产任务。⑩
    5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式提出后，考虑到整体形势的变化，中央出台了新政：一则为调动地方建设的积极性，在向地方下放计划管理、投资项目审批等权限后，6月底再次放宽招收工人的审批管理权；二则主张利用包括学生、失学青年、妇女等计划编制外的社会劳动力资源。(11)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国家领导就曾呼吁积极组织妇女支援生产。(12)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吹响全面跃进号角后，进一步解放城乡妇女劳动力得到高层更为广泛的提倡。(13)因为此举“首先关乎妇女解放，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把妇女劳动力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还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合理分配”。(14)中央号召之下，6、7月份间全国劳动、妇联系统传达了指示。(15)
    在地方层面，为应对劳动力紧张局面，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方案。由于城镇人口远不能满足工业“大跃进”所需的大量劳动力，有了中央政令在手，一些地区运用自主权限，不顾国家城乡二元发展策略，大批招收农村人员。(16)另有一些地区组织妇女支援工业。(17)
    相形之下，1958年夏季，上海劳动行政部门依然强调工业增产的可取门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合理使用劳动力，对工业领域启用计划外的妇女劳动力持保留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据市计划委员会劳动工资处分析，上海与其他地区劳动力情况有别，不是不足而是富余。且上海的工业发展方针与外地有别——向高级大型精密的方向发展，不需要过多人力。(18)相反，倘若投入过多，特别是使用农村人口，对地方社会有害无利。毕竟，劳动力的招收牵涉面广，与社会稳定、劳动力配置效率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密切相关。对时为全国第一大人口城市的上海来讲，决策更显慎重。事实上，建政以来，为控制外来人口进入，政府已采取户口管理、粮油供应、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农村人口自发进城谋生、投靠亲属。加上累积递增的新生儿，到1958年，市区人口压力依旧很大。(19)人满为患的处境使得上海不会也无法效法其他地区。
    孰知不久，鉴于形势变化，用工政策不得不调整。“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势头席卷全城后，劳动行政部门在9月后开始同意企业在挖掘生产潜力的前提下，利用部分计划外的人力资源以“降低生产成本，并有利于进一步解放社会妇女劳动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20)而促使市级主管部门将此政策付诸行动的还是第四季度上海的生产形势。尽管8月中旬全市工业生产已完全转向“为钢而战”，然而实际钢产量不容乐观，与预期相去甚远，到10月上旬不及年计划指标的一半。由此，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部署紧急应对方案，动员全市具备条件的单位悉数投入炼钢。(21)是时年关将至，各生产部门要完成的任务更显紧张。为缓解“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引发的紧急用工荒，10月下旬开始，市委劳动工资委应允动员52000多名家庭妇女支援生产，规定用工属临时性质，待遇却有别于临时工，工资每日8角到1元，不享受劳保，突击任务完成后回到里弄。(22)由此可见，此举实为解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部分被动员的家庭妇女在政策的允许下变成了生产单位中的边缘劳动力。
    地方主管部门不仅适时吸纳家庭妇女可资利用的劳动能量，且兼顾实际状况，招收时照顾清贫者，体现政策内涵中利用与帮扶的双重意义。9月，市劳动局关于使用社会妇女劳动力的政策指出，招工单位应通过地区办事处或单位的基层工会负责组织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妇女参加工作。艰困时期，这不失为一种以劳救济的方式，不过也只能发挥基础保障作用。因为政策明文规定，根据低工资多就业的方针和上海的具体情况，家庭妇女的月工资平均水平应控制在15—20元之间，上限不超过30元。(23)其中一部分，尚需作为公积金(或称公益金)上交。细算下来，实际收入只有正式职工的1/4，抑或更少。(24)但不管如何，对清贫者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二)应势而易，从“刹车”到归位
    市主管部门打开家庭妇女通向用工单位的阀门后没有即刻设置相应的规范机制，直到11月中下旬，市委下达指示要求对大量招收里弄妇女采取刹车措施。(25)适时正值中央高层反思几个月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年底之间接连召开会议，提出“压缩空气”，初步降低了某些生产建设的指标，却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实现“进一步大跃进”的计划。(26)由于意识到1958年新增劳动力过多，翌年初，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达成跃进目标的正途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杜绝增加任何形式的人力资源，并收回了之前下放给地方的招工权。(27)
    1958岁末到1959年初，上海也在反省过去一年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肯定1959年上海工业跃进指标比1958年要有更大增长的前提之下，依然强调依靠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反对盲目增加劳动力。(28)于是从1959年初起，市委劳动工资委开始计划整顿劳动组织。突击用工性质的家庭妇女，虽不占计划编制，也在整顿之列。因为在其看来，一支非正规劳动队伍的存在，既助长浪费人力的恶习，还增加管理的难度，阻碍技术革命的推行。(29)在4月拟订的方案中，6.6万职工和5.3万编制外的家庭妇女需被清退。(30)正当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着手整顿时，5、6月份间，中央再次要求减员。对象为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多余的学徒工以及新吸收的有家务负担的女工。(31)按照上述指示，上海市委于8月通过了一份更为翔实的精简方案，计划减去10万人。因为新吸收人员中比重最大是城市家庭妇女，所以在减员指标中她们占据过半。(32)
    时至1961年，三年跃进式发展引发的负面效应凸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粮食问题严峻。主政者最终正式放弃“跃进”口号，改弦更张。几经酝酿，年中，大刀阔斧减少城镇人口、清理劳动力被视为解决时弊的关键措施提上议事日程。(33)政令一出，上海市委、市政府旋即部署精简事宜。“支援农业生产”、“帮助国家度过困难”的动员令中，不仅大量人员要被送往农村，城市内部为数不少的正式职工与里弄妇女也需清退。(34)为达彻底整顿之效，隔年4月，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再次要求各部门尽可能辞退余下的里弄妇女。(35)
    需说明的是，主管部门不仅在招收时对贫困妇女实行“帮扶”，几次清退安置过程中也有体现。在1959年的清退方案中，中共上海市委里弄办公室劳动工资组要求最先安排经济困难人员，尤其关照两类人群：一类是取消计件工资和不合理奖励制度后生活水平下降的人员；另一类为因生活困难而被照顾进厂的职工家属。(36)当然，当1960年代精简势头势不可当时，市委只能呼吁对辞退者加强社会救济。(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