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向与相悖：上层政策与基层实践
    当决策层出台及调整家庭妇女用工政策之际，上海工业生产部门、街道里弄组织与政策关系错综复杂，上行下效有之，反其道行之也有之。
    基层社会行为与政策的一致性，一则表现为行业管理部门依照政策规定的程序招收家庭妇女。如前文所述，1958年，尤其从第三季度开始，全面跃进形势下上海基层工业生产单位肩负的生产任务普遍增多，同时在唯“钢”是举的工业发展思路之下，许多工厂企业更是要扛几座“任务大山”——既要完成分内的职责，还要承担炼钢任务。倍感任务繁重的生产部门响应政策开展技术革命挖潜之余，仍觉吃紧，纷纷向上级部门申请支援，当10月中下旬家庭妇女用工政策出台后，这种新的劳动力资源成了救急的砝码，纺织行业即是如此。得到上级应充后，行业管理部门即刻部署动员事宜，在试点的基础上明确具体的动员程序。(38)在女工比重不高的冶金行业，因为某些生产工序仍需辅助性的手工劳动，行业管理部门汇总基层需求后向市委递交申请获准招收。(39)二则体现在用人单位顺从上级指令，在历次整顿劳动组织的过程中，辞退正式工人和家庭妇女。1959年至1962年间，各用工单位在退工时形成三波高潮，分别出现在1959年上半年、1961年下半年以及1962年上半年，集中的时段恰好在几次清退政策颁布以后。历次退工的具体人数为：
    

    持续精简过后，截至1962年6月，各单位仅留下1.67万名，(42)其余大部分家庭妇女被抽离出国民经济体系。
    用人单位对待家庭妇女劳动力，行为会与政策所指相向，与此同时，存在为数不少的“反行为”。(43)具体表现为：
    (一) 自行招收
    基层自行招收之风盛行，具体表现为违背上级规定的招工手续私自招收，或是扩大招工规模。牵涉其中的，有行业部门的管理者、工厂企业的各级干部以及街道社区的负责人。私自招收的途径多种多样，或采用厂内贴布告方式公开招用(44)，或以“外包内做”为名隐性吸收，(45)或经由街道里弄干部牵线搭桥挂钩输送，(46)或倚靠职工私人关系“滚雪球”似的介绍引进。有些用人单位虽然招工手续无可指摘，但在数量上做文章。如纺织工业局1958年第四季度动员的妇女比市委批准的指标增加了2000人。下属单位在此基础上又层层加码。(47)林林总总的自行招收举动成为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不可忽视的非制度化推手，促使1958年底各单位的实际妇女用工规模远远超出市委预期的5万多人，总数近15万5千余人。(48)
    (二) 少抽多补、不肯辞退
    “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下，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次序进行资源配置。相应地，工厂企业之间进行大协作调度劳动力。不少单位，尤其是轻工业和商业部门，男工被抽调支援冶金、机械工业或是其它行业的新建、扩建企业。为填补劳动力缺口，企业选用家庭妇女。这本来符合既定政策，只不过，有些单位，即便任务已经完成，也不愿清退里弄妇女，(49)到1962年工厂已经处于停工整顿状态依然如此。(50)
    (三) 薪酬不合理
    市委规定家庭妇女用工的日薪在8角至1元之间。然而在实际分配中，用人单位各行其是，支付的薪酬时常不在此浮动范围内，或高或低。其中不乏为争夺劳动力而提供较高报酬的案例，但更多的情况是工厂企业支付的薪酬比政府规定的更低，有的甚至简约为供应三餐，或干脆是义务劳动。(51)
    三解读“反行为”
    “反行为”折射出上海政府劳动力管理的缺失以及执行的乏力。尽管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却未建立起管理家庭妇女用工的有效办法。制度缺失给企业制造了可乘之机。即便得知部分企业用人制度混乱，问责以思想教育、做检查的方式收关，(52)但无得力惩处措施，难让违规者痛定思痛。不仅如此，政治运动干扰了生产单位的正常运转，由此出现的管理紊乱助长了招工的失控。1957年9月后上海工业企业分批开展了整风运动。运动步入1958年，进入以改革企业领导方法和规章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阶段。由此，很多制度被打破，劳动工资机构也被削弱。不少工厂企业将招工权下放给车间、班组甚至工人，为其自行招收大开方便之门。比如统益纱厂招收的569名家庭妇女中，经纺织局批准的只有160人。江南造船厂更甚，吸收的一千多名家庭妇女中，通过人事科的仅有42人，其余都由各车间自行吸收。(53)
    将视角向下，从工业生产部门的立场可体察到：
    “反行为”首先是工厂企业管理者因应高指标任务的一种策略。对管理者而言，指标的内涵除对内管理外，还意味着要接受上级的绩效考核。在冒进氛围中，毋庸置疑，累积的指标成为悬在单位领导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引发普遍焦虑，由此促成了指标至上的行事风格。比如市委工业部直属的上海机床厂，是生产先进单位，但在“大跃进”期间劳动力使用违规严重，多次遭到上级严肃批评依旧我行我素。负责人坦言，完成任务最重要，“宁可为完成任务而检讨”。(54)事实上，虽然国家一再倡导不扩大投资成本来完成生产任务，强调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但对部分管理者来说，短时间内突击应对不断增涨的生产任务的捷径莫过于人海战术，正规编制劳动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用工成本经济的家庭妇女成为合适的人力资源之一，或直接利用或储存以备不时之需。当上级满足不了用工需求时就绞尽脑汁，究其原因在于唯任务是从。(55)
    其次，客观因素如原材料、生产计划以及行业特点等因素制约用人单位依政策行事。原材料不足及质量问题困扰着一线生产单位，受其影响，工厂企业不得不随到货时间调整生产安排，由此任务堆积，企业寄希望于使用家庭妇女突击赶工，顾不得上级不许招用的指令。(56)生产计划是另一个制约劳动力安排的因素。对工厂负责人来讲，由于对未来生产任务心里没底，不愿立即执行减人政策。以远东缝纫机厂为例。该厂1959年的生产任务比1958年翻了5倍，但上半年只完成了计划的4.7％，下半年生产任务上级未明确交代前该厂希望在用人方面留有余地。还有些食品行业的生产单位品种多变、季节性，任务不稳定，例如益民食品二厂罐头生产便是突击性的，厂方担心精简人员后无法应对。(57)
    再者，有些工厂企业反其道行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帮扶家计困难的职工及其家属。尤其在取消计件工资制后，不少职工的生活受到冲击。(58)为照顾本单位职工，吸收家属做工不失为一种救济方式，对生产单位来说，即便不安排家属工作，企业工会也有义务补助困难员工，与其直接给予补助，不如将困难职工家属招进厂，还有利于生产任务的完成。因而沪东造船厂早于政府动员前就组织本厂的职工家属进厂做临时性的工作。(59)自行车厂则是在退工时经工会提议对经济困难的职工家属有所保留，即便当时工厂生产任务不足这些妇女实际上无工可做，依旧置清退政策于罔闻。(60)这种现象在大精简时期少数纺织工厂里依然存在。(61)
    站在城市治理角度观察，“反行为”是社区基层干部履行庞杂治理任务，处理与民众关系的方式。1950年前半期，居民委员会成为国家统合基层社会的重要媒介，作为城市治理架构中的一个单元，担负着“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使命。(62)“大跃进”以后，它的功能发生变化，出现以兴办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功能扩张，支撑其运作的资源部分靠街区里弄自我筹措。推动妇女去工厂做工，对社区干部而言，能够获取更多的活动经费与物资来源。杨浦区长白路的里弄干部在组织加工生产时，为积累基金，便积极将妇女送往工厂。(63)无独有偶，闸北区中兴路的里弄干部也懂得以物易人，私下满足用工单位的需求换取所缺物资。(64)另外一些社区干部为妇女联系工作是为了维系与民众的关系。因为一波又一波从工厂企业退回的妇女特别是生活困难的人时常跑到街道办事处要求调配工作，有些人情绪激动哄闹不已。为安抚她们，不得不让她们重返生产岗位。杨浦区定海路办事处的干部就将从华光啤酒厂退回的妇女介绍给了中国电工厂。(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