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超强度的榨取血汗，是劳工们大量死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39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抢修鹤岗煤矿南东铁路线，加快掠夺煤炭的速度，从天津招来了600名外包工， 不顾工人死活，强迫加快施工进度。工人们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日夜不停地超强劳动，结果铁路尚未修完，已累死500多人。 （注：何天义主编《伪满劳工血泪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68—469页。） 日军在大同煤矿，强迫矿工们每天劳动12至16小时，还要三天两头搞“努力出煤日”，届时日本把头一起出动，头扎红布条，手拿榔头、皮鞭，强迫工人在井下24小时不停地干活（注：何天义主编《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在淮南煤矿，日军和把头骗来大批童工，工资只给三成，童工们都要背百把斤重的煤拖子。无数童工由于劳役过重，被摧残而死。12岁的童工李小长被逼抬100 公斤重的煤筐，压得口吐鲜血，后积劳成疾死亡。（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日军在1939 年2月侵占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后，通过各伪县、乡政权强招劳工万余人在田独等矿区服苦役。劳工每天需下矿井14小时，规定每人每天必须拣矿石8吨，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还要遭毒打。 繁重的劳动和非人的生活，使许多劳工相继昏死在矿井。据资料记载，在田独矿山，1944年5月有劳工7940人，至12月为5729人，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只剩下1713人。（注：《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页。）
    野蛮刑罚。为了强迫中国劳工俯首听命，进行超强劳动，日伪统治者制造了种种严刑峻罚，以残害劳工。大批劳工为野蛮的刑罚折磨致死，被扔进了“万人坑”。东北鸡西煤矿的日伪统治者对矿工施以十大刑罚：镐把打、皮鞭抽、坐老虎凳、上大挂、绑凳子、烙铁烙、冻冰棍、灌凉水、送狼狗圈、过电等。从这里的“万人坑”中挖出的尸骨可见，有的太阳穴被利器击穿、软骨上遗留着刺刀类凶器明显击穿的缝隙，有的头骨有被击穿的痕迹、颅骨中钉着铁钉，有的躯体被铁丝捆绑、戴着镣铐或脖套等。（注：何天义主编《伪满劳工血泪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页。）日本侵略者在鹤岗煤矿还设立了“矫正辅导院”，将所谓的“危险分子”关押服役。“矫正辅导院”设有特制的刑房，刑房内有皮鞭、老虎凳、火炉、棍棒等刑具。刑房里充满了血腥味，墙上到处是血迹。每晚刑房内都会有人被严刑拷打，所用酷刑有灌凉水、吊刑、夹手指、跪砖头、举板凳等。类似的刑罚，在淮南煤矿，则有电刑、刀刺、火烧、活埋、狼狗咬、站立笼、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装入麻袋抛河等。在海南岛崖县田独铁矿，日本工头、监工强令因病不能下矿井的工人陈牛，双手举托几十斤重的矿石，同时施以棍棒，直到迫害致死；他们又以“误工”为由，迫令另一名矿工黄福自挖一坑，跳进坑中，用土掩埋，土至胸口行将窒息时，复将人挖出，如此反复数次，致使黄福口、鼻出血，终窒息而死。（注：《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页。）
    冒险作业。日伪统治者完全不顾矿工的生命安全，平时没有安全措施，出现了冒顶、爆炸等重大事故苗头时仍强逼矿工冒险作业，以致造成大批矿工死于事故之中、矿井之下。鹤岗新一矿1943年1月6日发生了近百名工人惨死井下的重大事故。这一天，日人强迫矿工在瓦斯聚集区干活，南山三坑瓦斯爆炸后，日方为了保住井口，竟在工人没有出来的情况下，硬将井口堵死，造成94名工人死亡。（注：《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在辽源煤矿方家柜矿区，1941年5月5日的一次瓦斯爆炸，有300多人当场被活活烧死； 日人不思救人，立即将井口用红砖封住，致使20多位尚未被烧死的矿工，在挣扎爬到井口封闭墙时，因无法出来，而惨死井口。1938年春，大同煤矿煤峪口矿区9号掌子面透水，工人发现后，说不能再采煤了，可日本人根本不理会，仍然强迫工人们下井采煤。后来，地下水突然冲出，把120名工人困在井下。日本人不仅不组织抢救，还用刺刀阻止工人们下井抢救，结果使这120名工人困在井下15天，除8人侥幸活命外，其余全部活活饿死。1941年6月，大同矿白洞西坑的一个采煤掌子面，因开采日久，没有支护，顶板响了几天，眼看就要塌落，日本人却还逼迫矿工们进去干活，后来大顶落下，70多名矿工全部被压死。（注：何天义主编《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据统计，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抚顺煤矿的头13年中，该矿即发生各类事故3 万多起，仅1939年，全矿事故伤亡10190人，平均每7名工人就有1名伤亡；大同煤矿在1939年的一次水淹事故中，2000余工人仅逃出6至7人；本溪煤矿1943年矿井发生大爆炸，一次就死亡矿工1800多人。（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页。）
    残酷镇压。当矿工们实在无法忍受恶劣的生活、繁重的劳动而逃亡或反抗时，日本侵略者则予以残酷的镇压。大批劳工因此而死亡，并被扔进“万人坑”。日本统治者在各矿区都建立有严密的监控组织。如在北票煤矿，建有半武装的“防止班”、“劳务系”和全副武装的宪兵队、矿警队等10课、8所、39个系。矿工们的言行，稍有“出格”， 就要受到严惩，甚至是杀身之祸。通化七道沟铁矿的“劳务系”，专门负责迫害矿工，被矿工们称为“老虎系”。矿工姜大成因母亲病重，请假不准，便偷着回家；抓回后，当着400名工人的面，被活活打死。 （注：《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鹤岗煤矿老工人卢本忠揭露称：“1944年7月，有数十人逃跑，被抓回来20多个，当场就打死3人，其中7人被送到佳木斯警察厅。1945年2月， 企图逃跑的7名‘游民’，逃跑时被电网电死一人，其余6人被抓住，毒打了十几次，一人被打死。1945年3月，又有4人逃跑，被抓住两人，虽然他们手脚被冻坏，但仍被遭到毒打，几天之后就死了。”（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淮南煤矿在1941年冬，日军把敢于公开反抗的矿工和从附近抓来的“共党嫌疑分子”共260人，装进麻袋，沉入淮河。 （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