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劳工“万人坑”的暴行特点
    劳工“万人坑”，由于它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背景之下，其每一具尸骨，都是对日本军国主义野蛮暴行的揭露和控诉。但是，这种劳工“万人坑”，与遍布全国各地侵华日军大屠杀“万人坑”相比，又确有其不同寻常的特点。
    特点之一：暴行的隐蔽性。
    劳工“万人坑”的形成，一般说来，都不是一场血腥屠杀的结果，而是长时间、日积月累暴行的沉淀物。因而，伴随它的，没有惊天动地的枪声，没有血流成河的景象。这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暴行。它的残暴，隐藏于“病死”、“事故”、“违规惩戒”等貌似“自然”与“正常”的现象之后。
    日伪统治下矿工的“病死”，与一般意义上的生病死亡，有本质的不同。在那里矿工的病，是日伪统治者一手制造的。矿工们生活条件恶劣，劳动繁重，被监工、把头刻意榨取，失去了抵御任何疾病的能力；同时，当矿工们生病之后，日伪统治者不仅不为他们治疗，相反还把他们集中到“大病房”之类的地方，生活条件更加恶劣，导致了大批的死亡。鹤岗煤矿的老工人卢本忠叙述了他在“病房”中的遭遇：“病号每天只吃4两高粱面或棒子面，而且不给水喝，病号大都是活着进去， 死的出来。我进去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有两个人压着我，推开一看都死了……由于病房里人多，谁死了也不知道，过了好几天，日本人才叫收尸。第一次用黄毯裹走34具尸体，扔到鹤岗东的‘万人坑’里，黄毯拿回来，留着下次裹尸用。第二次用同样方法裹走30具，第三次裹走20具。”（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日伪统治下矿区的“事故”，也与一般意义上的开矿事故截然不同。那里矿区不仅平时无正常的安全设施，即使已经发现了事故的苗头，日本人也熟视无睹，继续将矿工驱赶下井。矿工们流传的顺口溜说：“日本鬼子狗汉奸，拿着人命去换钱。哪里有煤那里挖，工人死活他不管。”淮南大通煤矿的老工人梁春山说：“1941年阴历六月初三（6月27 日）下午，大矿一号井裂缝漏水严重，眼看一场严重事故即将发生，工人们提出意见，日军根本不理。不久，支柱成排倒下，洪水从老矿里冲出来，朱广汉等9名矿工当场被淹死，余月和与李富先二人被堵在巷道里， 被埋在井下19个昼夜，后被阶级兄弟救出来。”（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日伪统治者用“违规惩戒”来解释对矿工的残忍用刑，也完全是掩耳盗铃。因为日伪统治者所立的“法规”，本身就是侵略者对侵略国人民的非法摧残和蹂躏，设有任何国际法规的依据；而他们对被奴役矿工的惩戒手段，又是极其野蛮的和非人道的。如牡丹江监狱自1943年起在鹤岗煤矿开设的“作业场”，设有各种酷刑，强迫“犯人”从事沉重的劳动。在这里被折磨致死者不计其数。据统计，自1943年“作业场”成立，到1945年8月光复，短短两年，被残害致死的“犯人”就有1000多人，这些人死后皆被抛入“万人坑”。（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特点之二：暴行的掠夺性。
    劳工“万人坑”暴行之不同于一般的屠杀暴行，还在于它直接同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联系在一起。一般的屠杀暴行，大多出现于征服的过程之中，是侵略者为了达到征服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劳工“万人坑”不同。它一般出现在对某一地区占领、征服之后，为了体现征服的价值，实现征服的经济目标——奴役和榨取。因而每一个劳工“万人坑”的形成和出现，都和日本侵略者在某一地区的经济掠夺紧密相联。
    日本侵略者在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时，实行的是一种要煤不要人的“人肉开采”政策。他们在计算开采成本时，往往将开采一定数量的煤同要耗用多少木材、电力、资金与劳工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据统计， 从1932年到1944年间，日本侵略者从我国东北地区掠走煤22300多万吨、生铁1100多万吨、石油100多万吨，与此同时，在各煤、 铁矿区制造了59处“万人坑”，掩埋了约60多万中国劳工的尸骨。如在抚顺煤矿，从1906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从这里掠走2亿多吨煤，残害矿工近30 万人，平均每天有21名劳工被扔进“万人坑”；每抢走700吨煤，就有1名劳工的生命被夺去。阜新煤矿从1931年至1944年，被日本侵略者掠夺煤炭2600多万吨，留下“万人坑”4处，共死难矿工13万人，平均每抢走200吨煤，就要夺去1名矿工的生命。（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260页。）大同煤矿从1937年至1945年8年间，被日本侵略者掠夺优质煤炭1400多万吨，6万多名矿工死难，平均每抢走230多吨煤就需要付出1名矿工的生命。日本侵略者统治北票煤矿7年，共掠夺煤炭780万吨，残害死工人31200多人，平均每抢夺250吨煤，就要有1名矿工死亡；（注：何天义主编《伪满劳工血泪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统治通化七道沟铁矿8 年，共掠夺135.8万吨矿石，同时有16000多名矿工进了“万人坑”，平均每开采85吨铁矿石，就需要付出1名矿工的生命。 （注：《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特点之三：暴行的长期性。
    一般的屠杀暴行，时间相对集中，大多发生于某一地区被日军占领前后，或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激烈战争时期。而劳工“万人坑”暴行，则伴随日本侵略者对某一矿区、工地统治之始终。随着日伪统治时间的延续，劳工死亡的人数就不断增加。在这里，劳工的死亡与日伪统治时间的长短、掠夺矿产的多少成正比。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迫害致死的劳工人数日益增多，日本人对死难劳工的埋葬方式也愈来愈简陋。以鸡西煤矿为例，开始日伪统治者还给死难工人一人一棺，以装璜门面，欺骗劳工；后来便改为一棺二尸；再后是采用“无底棺”，抽底后反复使用；到尸体集中时，连“无底棺”也不再采用，而改用马车运尸，集中焚烧或埋坑。又如阜新煤矿的死难矿工，开始有固定坟场埋葬，到1939年时，矿区内坟头爆满，遂于是年8月新设兴隆沟8万平方米墓地；至1940年又设孙家湾南山墓地17万余平方米；1941再设4.5万平方米的城南墓地。天长日久，这些墓地都成了尸骨累累的“万人坑”。（注：《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在淮南煤矿大通矿区，自1938年6月被日军占领后，大批矿工被迫害致死，抛尸乱岗。到1943年春，日伪统治者为了掩盖罪行，逼使工人挖出3条长20米、宽深各3米的大坑，层层叠叠地放进尸骨，据敌伪档案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当时共收埋13000 多具尸骨。（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 142页。）
    综上所述，劳工“万人坑”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暴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日关系史中一幕沉痛的历史悲剧。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活，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维护世界和平，有必要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劳工“万人坑”的暴行，进一步挖掘资料加以研究，并立碑建馆，扩大宣传，拓宽研究展示领域，用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来祭奠中国70万劳工的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