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是一个既富学术价值，同时又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课题。这几年，笔者一直从事明清商人文化的研究，在披览典籍时，搜集到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限于篇幅，在这篇短文中，不准备对它进行全面论述，只着重探讨传统文化对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影响。
    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固然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是对当时政治经济结构的能动反映。但，正如任何时代伟大思想的产生，除经济基础规定其方向外，还必须凭借传统的思想材料一样，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其思想来源。而传统文化则是当时人们既直接而又方便的文化资源，不能不对它产生影响。
    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但儒家文化却长期占居着主导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它不仅是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儒家伦理以政权的力量被广泛推行，成为全社会思想、行为的准则，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因此，我们在探寻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时，必须首先对其予以考察。
    儒家学说是一个动态的范畴。自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创始，到一九一九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喧嚣声中，独尊地位被动摇，在中国传承二千余年，影响中国历史甚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儒家学说适应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每个时代的儒学都具有自己的特殊形态。如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儒学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能笼统地称为儒学了。当然，在儒学里面，一以贯之的东西很多，我们这里只能就和明清商人经营之道有关，而又是贯穿各个时期儒学的问题谈谈。
    诚、信是儒学重要的道德规范、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被视为一种良好的德性。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之大力提倡，他叫人时常反省自己的道德行为：“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忠，即尽己之谓，也就是诚的意思。《中庸》更将“诚”本体化：“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属性，而把“人之道”则规定为对“诚”的追求。董仲舒把孔孟反复阐释、提倡的伦理道德教条化，提炼为“三纲”“五常”。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虽位居末端，但也将它规定为人们重要的行为规范。到宋明理学家那里，“诚”被 进一步本体化。理学的奠基者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主善者也。”（注：《通书》。）就是说，圣人必须具备的这种品质“诚”，在宇宙演化过程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了；在事物生成长大以后，就确立了。“诚”与天地伴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这段话的解释是：“此言本领之本。圣人所以圣者，诚而已。”（注：《朱子语类》卷九十四《通书·诚上》。）周敦颐还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注：《通书》。）诚，为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根本，孝、悌、忠、顺等行为规范的本源。以后，从明至清，思想巨匠倍出，诚、信的观念一直是恪守不渝，且倡导有加。
    力主克制私欲，鼓励人们追求道德理想也是贯穿儒学的主线。孔子反对人们“放于利而行”，以利害义，主张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纳入义的规范：“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论语·里仁》。）孟子主张“求放心”，要人们找回失去的道德性，“有仁义而已，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董仲舒提倡“谋其谊而不计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理学是以儒家人伦道德为主体，融合释道思想而形成，主张无欲。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注：《通书》。）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注：《朱子语类》卷十三。），存天理，灭人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理学家理解为禁欲主义者，他们的学说与禁欲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如朱熹说：“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注：《朱文忠公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天理是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的概括，仁义礼智是天理的具体内涵。他所说的“人欲”不是指人的一切物质欲望，相反，他主张人类合理欲望的满足：“饮食者，天理也。”（注：《朱子语类》卷十三。）人欲是指因为嗜欲所迷而产生的私心邪念。“人欲者，此心之疾，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注：《朱文忠公文集》卷十三。）在原则上，朱熹与孔子的义利观是无大的差别的，都强调按伦理道德规范行事，反对有害于义的物质利益的获取。心学的建立者王阳明，虽其思维路径与理学不同，但其哲学旨归与朱熹别无二致。即使是“异端之尤”的李贽也未否定人们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认为仁义之心与生俱来，是人固有的良知良能：“仁义之心，根于天性，不可壅遏”（注：《道古录》卷上。），“德性之来也，莫知其始，是吾心之故物也。”（注：《道古录》卷上。）可见，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在儒学发展史上确实一以贯之。
    儒学的这些思想通过政治、法律、教育的多重强化，内化为中国封建时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结构，也给了明清商人以深远的影响。在我们对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考察中，处处可见这种影响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