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的中国，进入了政治衰落的另一个时期，这样，也就开始了李岩故事生命的又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从1861年到1948年，3个历史学家发现了吴传业历史著作中的一些问题。他们仍然接受吴伟业对于李岩故事的主要增加部分，除了红娘子的插曲以外，因为看来不好解释为什么李岩1635年卷入放粮的争论，而直到1641年才造反。接受完整的李岩故事，这些历史学家将一个简短的概括包括在一个大的研究里，把叙述明末经历的问题安排在一天之内。这样，历史学家徐鼒注意到明末的乡兵组织，它也许有一点用处，如同他同时代的人试图建立团练以与太平军作战一样（注：徐鼒：《小腆纪年》。）。历史学家赵宗复记述李自成的兴起和失败，着眼于南京政府在农村镇压红军游击队的努力（注：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史学年报》1937年第4期。）。历史学家李文治，在1948年写了明末的“民变”，提供了比较的描述，他想为他当时的革命者提供一个教训（注：李文治：《晚明民变》。）。
    在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从1944年到1977年，李岩的故事进入了更仔细的学者风度的调查之中，它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1944年，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郭沫若关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明朝灭亡300周年（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他密切关注李岩的故事，并且发现，和计六奇相反，在河南1635年没有蝗灾。此外，明朝统帅杨嗣昌在1639年以前没有到过河南省。因此，他确定关于赈济的争论不是在1635年，而是在1641年，同一年李岩造反。这样，郭沫若设想，如同他的清末和民国前辈所强调的，红娘子事件不是李岩造反的主要原因。不过，郭沫若在他对李岩故事的描述中，保留红娘子的插曲，可能是因为它的戏剧性力量。郭沫若后来成为北京的科学院院长，他确定的李岩故事的事件和他对红娘子传说的认可，就成为正统的说法。既然这一故事有其流行的意义，分歧就在于如何说明它。文章写于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对李岩有强烈的认同感。他甚至表明，如果李自成取胜，中国就可能避免掉267年的清朝统治。20年以后，正处在根本的社会变动之中，历史学家曹贵林，尽管仍然赞美李岩，却描写他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他的一些政策是和起义者的利益相反的（如加封吴三桂等）（注：曹贵林：《李岩述论》。《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历史学家指出李岩从来没有改变他的“阶级立场”，并对起义者很少作出重要贡献（注：《李岩评价问题汇编》。香港：扬开书报共扬社，1968年。）。1977年，一个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写道，李岩和红娘子，和李自成与群众相比，只是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但他们仍然是英雄形象，他们的行动对于起义的高潮具有决定性作用（注：姚雪垠：《李自成》第2卷。）。这样，李岩的故事继续兴盛，当文化人在要对政府保持忠诚的时候，或在他们要造反的时候，它对进行持久流血斗争的中国人提供指导。
    怀疑李岩故事不是历史的原因
    关于李岩的极少资料，在最早作品中的原始资料和故事在近3个世纪的重要发展，共同引起其可信性的问题。在增加的部分里，有4点主要原因令人怀疑故事作为历史的真实性。
    第一点，关键的因素是它没有提出基本的和可靠的来源。在杞县和开封府的方志中没有提及任何一个生员、举人、平民保护人、武士或文人的造反者叫李信或李岩的（注：（康熙）《开封府志》。（乾隆）《杞县志》。）。在开封抵抗起义军进攻的人的日记中（注：李光壂：《守汴日志》。），在豫北试图镇压“土匪活动”的地方官员的塘报中（注：李永茂：《新乡地考》。），都没有提及任何造反者李岩或红娘子。许多在起义军占领期间居住于北京的明朝官员的日记中都没有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注：边大绶：《虎口余生记》。）。在各省和北京的两个与起义军合作的文人名单中都没有他们的名字（注：文聘：《烈皇小识》。）。
    第二点，一些有见识的观察者断然否认这一故事。在1693年的《杞县志》上的《李公子辨》一文中指出，杞县根本没有名叫李岩的举人，他也未参加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并说：“独怪谷应泰作《纪事本末》亦妄行采入。一事失真，举属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传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一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注：（康熙）《杞县志》。）这一批评是属于无名氏的，联想到广为流传的对李岩故事的认可，这有着开始挑战的风险。
    另一个批评家是郑廉，河南归德府商丘县的一个生员。当罗汝才的起义军包围归德时俘获了他。后来他写了一个故事，这最终发表于1749年，他写道“……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而不幸而陷贼者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不知《明季遗闻》何所据而为此也。而《流寇志》诸书皆载之，不知其为乌有先生也”（注：郑廉：《豫变纪略》。）。
    还有另一个批评家是李祖旦，李精白的一个后裔，颍州1716年的一个进士。在李精白的一个儿子李栩的传记的一篇附录（在1752年的颖州志中）当中，李祖旦写道：“按明季河南杞县举人李信从闯贼，后改名岩，称为李公子，传为李精白子。考李氏家乘，精白原籍山东兖州府曹县固村人。明初李天从徐达征元有功，授颍州卫右所小旗，升总旗，后为颍州人。颍州卫籍附河南开封府乡试，故精白为开封府籍，非杞人也。精白生子长麟孙，次鹤孙。当崇祯八年流贼破颍，鹤孙已先死。李信之从闯则在崇祯十三年。麟孙改名栩，自崇祯八年以义勇保护乡里著。至十五年死于流贼袁时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闯贼僭号后始为牛金星谮死。以麟孙、鹤孙存殁年分考证，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孙、鹤孙之外无有名信者。麟孙、鹤孙俱以万历庚申年入学，鹤孙早死，麟孙于崇祯元年拔贡，亦非举人”（注：（乾隆）《颍州府志》。）。
    李祖旦没有努力去找出谁是真正的出名的李岩，但他断言对李精白的想象上的环节不过是传闻。1826年，颍州阜阳县志的编者进一步确定了李祖旦的论述，断定“李精白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儿子在河南的贼军中”（注：（道光）《阜阳县志》。）。
    对李岩故事引起怀疑的第三个原因是甚至承认它的基本轮廓的学者也对它的细节有怀疑。赵宗复承认李岩不在被审查人员的表上。郭沫若退一步承认，他以之为基础描写李岩的一些来源是“不可靠的。”曹贵林认为“没有清楚的和准确的来源表明李岩是否有地位。”他承认李祖旦提供的证据和“李岩不是李精白的儿子”的断语，因为“尽管李栩和李岩非常相似，我们也不能相信他们是同一个人。”对于李岩建立民团的看法，他写道，“我怀疑吴伟业在这里从李精白的儿子李栩生平中取了一个事件，把它加到李岩的生平之中来”（注：参看注：参看作者：《李岩的故事：它的发展和它从清初到当前的作用》。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曹贵林：《李岩述论》。《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这是对李岩的历史性最仔细的研究者，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英雄是一个合成的形象。小说家姚雪垠同意李岩“十分可能”“不是李精白的儿子”。他进一步指出李岩也可能“不是杞县人”。此外，提到红娘子对李岩的想象的营救，他写道：“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没有这样一个事件。”“实际上”，他继续说，“出现在野史中的红娘子可能从未存在过”（注：姚雪垠：《李自成》第2卷。）。这是一个小说家，他展现红娘子故事到它的最高程度，他第一次公开怀疑它的真实性。
    对于李岩故事怀疑的第四个人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顾诚教授对它的有力的批判（注：参看顾诚：《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他利用河南和山东的地方志进一步确定李精白是南直隶人，他引用李栩的话来加强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的论据。他查阅河南省的地方志以说明它们没有关于造反者李岩和红娘子的证据。他发现据称是李岩写的民谣多种多样的重要的风格，断言相对原始的材料表明，它们来于“广大贫苦农民”而不是来于李岩。同样，顾诚认为，减税和均田的呼声产生于各地穷苦农民的心中，而不是“天才宣传家”的创作。他发现在最早的史料中从未提及在起义军将领和上层中有什么李岩或李牟。仅仅是后来的作者在早期叙述的排列和称号的空白处插入了他们的名字。在北京，驻守在东城的“李都督”很可能是李过，带领队伍攻下国都的排名第四的将军。被认为占据周奎宅的是起义军将领刘宗敏而不是李岩（尽管刘最后没有这样做）。提供保护送懿安后回河南的是刘宗敏而不是李岩。如刘理顺事件，没有证据说明任何李岩介入他的事。有一个河南学者叫薛所蕴，在刘理顺不与起义军合作，宁可自杀以后，监护着状元的儿子。依顾诚的观点，一些叙述中所称在北直隶东部作战的“李公子”实际上是李自成或是一个投降起义军的明朝将领原毓宗的“讹传”。至于李岩的4点谏议，它们没有被对之最感兴趣的明文人官员的在京者所记录，它们仅仅在后来出现于在遥远的江南写的一本小说中。提到李岩提出的带部队返回河南一事，顾诚指出，任何英雄也没有必要作出这样的建议，因为当时河南实际上处于起义军的防守中。此外，在顾诚的判断中，关于李岩被杀的时间和地点从没有始终如一的叙述，使人联想到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实际上，当李自成西撤退回陕西时并没有“军心离散”。
    依顾诚的观点，简言之，李岩的故事可能曾被用于解释李自成起义的高潮和失败，但它不再能被接受为可靠的历史。代替的是，用顾诚的话说，我们现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去了解这一现象。同时，顾诚承认有必要了解李岩故事是怎样起源的和它在明清变迁之际扮演什么角色。他号召用更多的材料来解决这一“三百年的历史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