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王国维在《库书楼记》（《王观堂先生全集》卷二三，缀林一）一文中列举了20世纪初中国新出现的史料：殷代甲骨、汉晋木简、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众所周知，从那之后的学术研究是按照王国维的预见展开的。到了80年代，王国维未曾预见到的新史料开始广为人知，这就是在安徽省徽州地区发现的徽州文书。这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成果，徽州文书的发现和整理推动了明清史研究的发展。
    最早向学界介绍徽州资料的是方豪。1946年春，方豪在南京收集到一批徽州文书。1971年6月开始，他在台湾复刊后的《食货》杂志上连载、介绍了这些史料。文书是从皖南地区流失的，清代文书占了绝大部分，也包括了一些明代文书。他依次公布了，《明万历年间之各种价格--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之一》（第3期）、《明万历年间富家产业抄存--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之二》（第5期）、《乾隆五十五年自休宁至北京旅行用帐--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之三》（第7期）、《光绪元年休宁万安某家入贺礼--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之五》（第9期）、《康熙时重建祠楼之文献--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之五》（第11期），以后，在《食货月刊》的复刊第二卷中还继续公布了有关史料。
    众所周知，明清时代，徽州地区商人辈出（雅号：新安商人），在中国商业界有重大影响。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在康熙四十三年（1705）四月十九日安徽巡抚刘光贵的奏折中可以找到答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皇帝御批真迹选一·康熙皇帝御批真迹》，西苑出版社，1995年）“徽州一府田少山多，食米皆资邻省贩运，然徽民多习贸易，生计无虞。”徽州地区耕地少，很多人离开故乡从事商业活动以维持生计，其代表即为盐商。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十七日李煦的奏折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两淮商人原籍，或系山西、陕西，或属江南之徽州，……徽商子侄因原籍在本省，不得应商籍之试。但徽商行盐年久，大半家于扬州，故徽州反无住居。”这充分反映了徽州商人远离故乡，聚居于有利于贩运的扬州，故乡往往无人的情况。
    关于徽州商人的研究，在日本有藤井宏的《新安商人的研究》（《东洋学报》，第36卷1-4号，1953年6、9、12月，1954年3月）。在复印地方志尚少的当时，他尽可能详尽地查阅了明清时代的地方志，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在中国，有厦门大学傅衣凌的《明代徽州商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该文评述了徽州商人的活动。以后，作为藤井宏研究的后继者，重田德在《清代徽州商人的一个侧面》（1968年3月，后收入《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岩波书店1975年10月）一文中，生动地描写了清代后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傅衣凌也在继续着他的研究，发表了《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此外，在徽商的故乡，陈野发表了《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安徽史学通讯》1985年9月）。
    这些研究是以研究徽商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为中心的。从70年代末起，徽州文书的存在开始广为人知。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叶显恩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叶氏侧重于研究徽州的宗族关系和佃户的社会地位。刘和惠在《明代徽商程锁家世考述》（《历史研究》，1982年5月）中致力于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关于80年代前期为止的徽商研究的成果，请参看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史泉》，No,60,1984年8月）注①和《徽州商人的历史·经营史--徽商研究论文集》（《东方》，No,75,1987年3月）。
    此后，安徽省博物馆整理了馆藏的徽州文书，编辑出版了《明清微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排印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2月），收录了该馆所藏的洪武二年至宣统二年间的契约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辑了该书的第二辑（排印本，1990年5月）收录了该所收藏的宋元明时代的土地买卖契约。不久，又影印出版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与《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一编，20卷，第二编，2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此举使得这些资料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共享。但据说该书仅收录了历史研究所所藏徽州文书的1/4，未公布者尚有许多。此书出版之后，山本英史又发现过新的文书。（《明清黟县西递胡氏契约文书刍议》《史学》，第65卷3号，1996年1月）以后仍有可能发现新的徽州文书。
    最近，还出版了排印本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张传玺主编）。该书收录了1402件中国历代契约文书，其中明清时代的有793件，占56.6%。包括了洪武八年至崇祯十七年和南明弘光元年的361件明代文书，以及顺治二年至宣统三年的432件清代文书，其内容大部分与徽州有关。
    另外，研究徽州的著作有：章有义的《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和《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6月），高寿仙的《徽州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周绍泉、赵亚光整理了《窦山公家议校注》（黄山书社1993年9月），公布了祁门县善和里程氏东房派的宗族法规，为宗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安徽师范大学微商研究中心编纂了《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一书，书中包括了微州商人集团的形成，资本积聚，活动领域，经营范围以及微州商人与教育、医学、美术诸方面的研究。青年学者王振忠写了《明清微商与淮阳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类似的研究成果是不胜枚举的。1994年11月，在黄山屯溪召开了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陈柯云：《中国黄山市徽学学术讨论会述评》，《明代史研究》、No22,1994年），出版了论文集《徽学研究论文集（一）》（黄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1994年10月）。书中所收的周绍泉、赵亚光编纂的《徽学研究系年》，收集了1907年至1992年间的徽学研究文献，十分珍贵。此后，1995年仍在黄山屯溪召开了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学中心与安徽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将在芜湖召开国际徽学讨论会。
    徽学研究如此兴盛的原因之一是存在着徽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国内有下列四个研究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学中心，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合肥：安徽大学徽州学研究所，屯溪：黄山师专徽州文化研究所，以这些研究机构为中心，近期将公布许多研究成果。
    此外，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丛书的第七册，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张海鹏、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周晓光、李琳琦合著的《徽州商帮》。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1月）
    这样，徽州文书的研究通过最近10年的努力，开创了明清史研究的新领域，出现了上述众多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