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梁漱溟是“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在思想革新和文化改造方面，他们都提出了发人深思的主张。本文拟从两人微观的关系考证、宏观的思想比较和综合的分析判断三个方面，作些探讨与阐释。
    一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手。在陈独秀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战士，他们共执牛耳，向封建专制与愚昧迷信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梁漱溟晚生十四年，也不曾沐浴过欧风美雨，而且读过的最高学府仅仅是顺天中学堂。然而，少年时代的梁漱溟奋发有为，刻苦自励，具有悟性极高的天份，又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青云之志。经过几年的顽强探索，终于写成《究元决疑论》一长篇论文，“研习佛典，归心佛法，遵从佛戒”①，论述人生道路与生死苦乐，颇有大彻大悟、济世救人的释家风度。这篇文章造就了梁漱溟的学术声名，引起了学术思想界的广泛注意。据说，蔡元培先生“看了此文就商同陈仲甫先生以印度哲学一课相属”②。
    陈独秀是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职以后，他有职有权，北大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③。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不拘一格网罗人才，量才录用，使北大新旧荟萃、中西并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究元决疑论》成为梁漱溟进入北大任教的敲门砖，蔡元培、陈独秀也就成了善用人才的伯乐。到北大讲课，也使梁漱溟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涛，为他思想观点的完善和学术功底的加深，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环境。
    蔡、陈破格录用梁氏为北大讲师，委以印度哲学一课，除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推荐、《究元决疑论》的影响之外，还应该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
    其一，梁漱溟亦曾有过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历史。早在18岁那年，梁氏就由顺天中学堂的同学、同盟会员甄元熙介绍，置家庭和舆论于不顾，毅然剪去发辫加入同盟会，被编入由汪精卫担任支部长的京津同盟会，并做过一些站岗放哨、传递书刊等革命工作。不久又阅读了日本近代著名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辛德秋水著、老革命党人张继翻译的《社会主义之神髓》一书、一度热衷于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情宣传者和实行者。他曾提出：改良社会，“拔本塞源，只有废除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产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之生存竞争-一这就是社会主义”④。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对江亢虎辈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憎恶，梁漱溟在理论上未能深入探索下去，而成为社会主义者，反而“对社会主义隔膜了”⑤。否则，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方面，梁氏恐怕比陈独秀要早出七、八年。
    其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梁漱溟与陈独秀还具有近似的性格和气质。陈独秀曾为个性耿直的梁父梁济的自杀而大发感慨，其中不乏钦叹和赞赏，认为他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⑥。在陈独秀看来，梁济具有高尚的人格、正直的品德、真诚的精神和铮铮的骨气。为此，陈独秀曾专门写信给梁漱溟，以示哀悼。梁漱溟亦复函答谢⑦。
    梁漱溟与陈独秀同样个性刚烈。少年梁漱溟就特立独行，独立思考，不迁就或轻于附和别人的意见。尤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讲西学成为一时之盛，梁却独树一帜，为倡印度哲学和东方文化的复兴，虽遭西化学者的攻击和非难，仍不改初衷，自行其是。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梁漱溟确实是个难得的敢于坚持己见、不畏任何强权的刚直学者。这恰恰又是陈独秀性格的写照：“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⑧。即便在批判梁氏文化观点时，陈独秀仍多次表示：“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⑨反观梁漱溟，即使在受到陈独秀的误解和批判，自尊心受到深深的伤害时，仍然坚持“只有真正了解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11）”。在这里，人格的魅力发挥出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