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何评估东西文化？如何革新东方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文化主题。陈独秀和梁漱溟各自作出了解答：陈独秀断言，非输入西学不足以革新中国文化；梁漱溟坚信，世界文化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看似针锋相对，仔细推敲，不难发现，陈、梁两人的东西文化观是殊途同归的。
    所谓“同归”，是指两人都感到东方文化有缺陷，有加以变革的必要。
    陈独秀抓住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封建的伦理纲常。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深感专制与迷信根深蒂固，民主和科学无由发展。他认识到：政治制度的改革仅仅是枝叶，文化思想的变革才是根本，因而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2）。必须对“中国伦理政治之根本”的孔子学说有“彻底的觉悟，猛勇的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3）。如此才可求得“国民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坏迷信，思想自由”（14）。毋庸置疑，封建的文化思想确实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国社会一切变革失败的根源。陈独秀的这个认识比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一味追求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加深了一层，切中了中国问题的要害。
    梁漱溟虽然是抱着替释迦说法，又替孔子说个明白的本意来北大任教的，但他对于东方文化，采取的是一分为二的态度和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像守旧派文人黄侃、辜鸿铭等人简单地固守传统文化和章士钊、梁启超等主观的调和中西文化。他真诚而坚定地相信中国文化已经撞到南墙无路可走，认为中国社会的再发展，必须有待文化上开辟新局面，去寻找新的生机，即“必须翻转才行”。所谓翻转，自非努力奋斗不可，不是静等可以成功的。如果对于这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打开一条活路，是没有办法的（15）。他坚信中国文化必须进行新的转换，必须从根本上的改革做起。（16）可见，梁漱溟并不是什么守旧派，而是文化的革新派。在中国文化必须进行革新的问题上，他同陈独秀的见解是一致的。
    梁漱溟不满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得到了陈独秀的赞赏。梁说中国人普遍感觉迟钝，欲望偏低，前进缓慢；陈说“中国社会麻木不仁”，人们欲望低下，不思进取。陈说“梁先生这话极有道理”（17）；梁说自己同陈独秀是难得遇见的好朋友。面对胡适等人的责难，梁辩解说：“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大家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成的-一正是相需的。（18）”
    所谓“殊途”，指的是陈、梁两人在如何评估西方文化以及如何补救中国文化问题上所存在着的较大的分歧。在中西文化比较上，陈独秀认为西优中劣，梁漱溟只承认中西文化有别，但反对西优中劣说；在中国文化革新方向上，陈独秀力主重新开辟新的途径，探寻、移植西方文化以取代中国文化，尤其是法兰西文明；梁漱溟则倾向于对中国旧文化进行新创造，主张加强中国的文化的自我更新，以弘扬中国文化。
    首先，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陈独秀认为，中西文化性质迥异，决不相容。他严格地区分了东西文化，指出：“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体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19）”就民族性而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20）就教育而言：西洋教育是自动的，启发的，中国教育是被动的，灌输的；西洋教育是世俗的、直观的，中国教育是神圣的、幻想的；西洋教育是全身的，中国教育则是单独脑部的。（21）就伦理道德而言：中国古代伦理政治之大原是儒家三纲学说，其实质为阶级制度，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近代西方的道德政治，是以自由平等独立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这是东西文明的一大分水岭（22）。就文化而言：支配中国人心的最高文化是孔教的伦理道义，史不明进化之因果，文不合语言之自然，音乐、绘画、雕刻皆极简单，”文化里缺少宗教的情感；支配西洋人心的最高文化是美的情感和信与爱的精神。中西文化的优劣高下明明白白。
    与陈独秀相比，梁漱溟承认中西文化有别，但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落后，因为中西文化在文化体系、思维路向和人生态度上根本不同。就文化体系而言：中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上的民族差异，是由中国民主与西洋民族生活的样法不同，用力之所在不同造成的，换言之，就是某一民族对于一方面成功的多少不同，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而已。就思维路向而言：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西方文化是一种既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待进的文化。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同一路线，它们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面上去了。就人生态度而言：西方人积极向前进取，中国人安分、知足、寡欲、摄生，绝不提倡物质享乐；西方文化呈现出征服自然的异彩、科学方法的异彩、反抗权威争取人生而平等的民主异彩，都是对于自然、社会、人生向前奋斗的态度；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中庸调和、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安分守己。因此，梁漱溟坚持中西文化只有性质特点不同，绝无优劣高下之分，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中国文化无必要也无可能转向西方文化。（23）
    其次，对于如何革新中国文化。陈独秀坚信，只有取法西洋，“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24），才能革新中国文化，舍此无他。他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西学东渐以降，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25）。西洋已经输入中国的文化有学术、政治、伦理，即由文化的物质层面逐渐深入到观念层面和心态层面。
    具体而言，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必须取法西洋，即使宗教也要取法西洋。他号召国民“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酥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26），以重塑国民。他甚至“放胆一言”：“无论是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27）。这实际上是要全盘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承受外来西方文化。矫枉过正，这正反映出陈独秀采纳西学以变革中学的坚定信念，也暴露出陈氏东西文化观上的幼稚心理。
    梁漱溟承认西方文化有独到之处。他归纳其优点为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的方法，一是人的个性的伸展，社会性发达。他指出，民主和科学是西学的两大异彩文化。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是西方近代经济起飞、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可见，同陈独秀一样，梁漱溟也渴望中国文化能走上民主与科学的大道。然而，梁漱溟坚决反对照搬西学以革新或取代中学的观点。他根据中国文化尤其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精致内省的特点，以其敏锐的直觉感到：陈独秀一班人的路走不通，中国文化可以通过自我更新而求得生存并焕发青春。为此，梁漱溟在北大开办了一个由志同道合者参加的孔子哲学研究会，并相继发表《唯识述义》和《东西文化及其学说》等重头著作，指出西方文化的缺陷在于“主功利”、“主知识”、“主绝对”（28）的极端的理性主义和极端的功利主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精神的严重缺乏。这些都表现了梁氏的东方哲人的睿智和冷静，是难能可贵的。梁氏最终认定，对西方文化只能既吸引又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既排斥又再创。这些观点的提出，使得他既不同于西化派分子，又不同于调和派代表，更不同于守旧派文人，而自成一家之言。由此出发，梁氏终于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宗师，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