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应该指出，梁漱溟“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想仍未完全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也存在着把中国传统文化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没有陷于狭隘的中西文化优劣高下的争执之中，出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他能以哲人的睿智和清醒，一分为二地对待东西方文化。由此可见，他比陈独秀等一批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文化主张要更深刻，更彻底、也更冷静、更理智。他应该是陈独秀等激进的思想家的很好的盟友，或者说，梁氏应该被看作“新文化运动的右翼”（29）。
    然而，梁漱溟的这个观点一直未能得到陈独秀的容忍，“盟友”的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认可。倒是梁氏较早认识到他同陈独秀之间的“盟友”关系，一直视陈独秀为知音、盟友，并对陈氏推崇备至（30）。也深沉以陈氏同道自诩，视陈为难得遇见的“好朋友”，大学“都是一伙子”（31）！他严厉贬斥自戊戌、辛亥以来的思想家，都是些“不中不西的人，说许多不中不西的话，做许多不中不西的事，他们只有枝枝节节的西方化，零零碎碎的西方东西，并没有把这些东西看通窍，领会到那一贯的精神。只有近年《新青年》一班人才算主张西方化到家。（32）”流露出他对陈独秀的赞颂和敬佩。然而，陈独秀大不以为然，他以严厉口气嘲笑了梁漱溟：“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他要拉国人向幽谷走，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走（不用说这康庄大道也有许多荆棘须我们努力砍伐），如何是一条路，又如何是同志？（33）”这话使得一向十分自信、十分认真而又十分执着的梁漱溟十分难过。可贵的是，梁漱溟并未放弃自己的正确见解，表现得坚强不屈。他说：“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只是希望大学“不相为碍”（34）。一场历史的误会，使两个理应成为盟友的思想家反而视同陌路甚至敌人，大大减弱了东西文化大论战的力度，降低了思想启蒙的效用。
    尽管陈独秀采用西学以革新中学的文化主张符合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于冲击封建旧学、提倡资产阶级新学、促使人们尤其是一代青年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应该指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化主张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和简单化的倾向，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和批判精神，对于东方文化，“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对于西方文化，“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35）。这种方法和倾向给陈独秀的文化主张，给“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给随之而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影响了陈氏文化主张的实践操作，削弱了其战斗锋芒，使他不遗余力的努力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陈独秀也没能给中国开出一个根除病症的药方。如此偏激的文化主张固然可以捺奋人心于一时，但终究难以维持久远，而且极容易受到顽固守旧人物的竭力反对，也易导致另一个极端的出现：民族的、历史的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事实上，后来也真的出现了一批循着陈独秀的思路前行而走上“全盘西化”的一班人，如陈序经、常乃德等。这种方法和倾向还影响到年轻的共产党粉和新一代的文化战士的思想和行为，中国革命之初的“全盘俄化”的倾向正是这种简单化、形式主义方法的延伸和表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在许多年后，经过了无数次惨痛的失败后才找到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时期这种方法和倾向的始作俑者，自有其难以推卸的责任。
    东西文化大论战之后，梁漱北过了短暂的彷徨和探索之后，又拿出了当年宣传东方文化时那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气慨，宣称“欲替中国开出一条新路”。思想家仍在思考，但主要精力却投入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去了。
    陈独秀则由宣扬西化而宣扬俄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政党领袖。这实际上是陈独秀早年西化主张的新发展，并不说明陈氏放弃了此前一贯的西化主张。所谓发展，就是文化取向从法兰西转向俄罗斯，政治主张由资本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新路。
    注释：
    ①④⑤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42页、38页。
    ②⑦《漱溟卅前文录》，商务印忌馆1923年版，第47、102-103页。
    ③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4页。
    ⑥（11）（12）（13）（14）（22）（2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320、144、109、148、108、148页。
    ⑧《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73页-474页。
    ⑨（33）《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同上版，第402、403页。
    ⑩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一）《人物》，1986年第1期。
    （15）（28）（3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4、63、21-22页。
    （1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录》，《北京大学月刊》，1920年10月25日。
    （17）（19）（20）（21）（25）（26）（27）《文选》上册，第485、97-99、219-220、486、97、270页。
    （18）（31）（34）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10月28日。
    （23）以上引文均出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29）冯友兰：《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群言》，1988年第9期。
    （30）林毓生：《胡适与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辩及其历史含义》，见《思想家－－跨世纪探索》，华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35）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第7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