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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延安时期“三位一体”发展科学技术(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人文杂志》 阎树声 参加讨论

为了交流学术经验,普及科学知识、探讨边区建设,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解放日报》上开辟了《科学园地》专栏。从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专栏共出刊26期,发表稿件190多篇,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论文就有140多篇。此外,自然科学研究会还创办有《卫生》、《自然界》、《急救常识》、《农业知识》、《药用植物》、《知识问答》等副刊。根据战备需要,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边区军民中广泛宣传了防空、防毒、防灾、防疫等科学常识。延安科技工作者编写出版了大量的科学通俗读物,仅1942年至1944年,出版的《司药必携》、《配偶禁忌》、《解剖学》、《耳鼻喉科学》、《王大娘养胖娃》等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就发行达78200多册。这些对推动边区的学术研究,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提高边区军民的文化科学水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延安时期,科技工作者形成了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史的热潮。1941年是牛顿诞辰300周年,1942年是伽利略逝世300周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先后召开了纪念大会和举行了纪念讲座,大力宣传牛顿和伽利略的创造精神和科学理论。科技工作者还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居里夫人、罗蒙诺索夫等在自然科学上的重大贡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对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进行了学习和宣传。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在边区,在当时的全中国甚至国外都有很大反响。
    科技工作者为了改变民众中存在的落后思想,还开展了“科学大众化运动”。毛泽东同志非常强调机关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的基本常识,他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就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强调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意义。为此,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建立了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二小时的学习时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的马列主义哲学课中,专门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课程。边区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了识字组、读报组,结合识字学习科学常识。1941年11月21日,边区可以看到日蚀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文化俱乐部举办了“关于日蚀的科学知识”科普讲座,发表了“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的科普文章。当天,该会还在自然科学院组织了日蚀观测,并及时在《解放日报》上作了详细报道,用事实对群众进行广泛宣传,破除了群众当时流行的“天狗吃太阳”、“野太阳吃家太阳”等迷信传说,对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意识很有帮助。
    3.以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1)农业。陕甘宁边区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农业是经济的主体。但农业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农业科技工作者当时推行了一些可能办到的农业技术。第一,兴修水利。边区多旱少雨,水利事业很不发达。他们根据河流和地势,大力推广兴修小块水利。据不完全统计,仅1942年和1943年,全边区就修水地41000多亩。此外,各地还推广修梯田、打坝堰、挖鱼鳞坑、溜崖、拍畔等方法,防止水土流失,增加地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第二,增施肥料。广泛宣传“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把粪当宝,庄稼一定长得好”的科学道理,发动群众普遍开展拾粪、垫圈、修厕所、沤肥等活动。第三,精耕细作。主要在地少人多的地区推行,改变广种薄收的老习惯。此外,实行套种、间种,“谷子地里带绿豆,高粱地里种江豆,糜子地里带小豆”,采取本科作物和豆科作物间种或轮种的方法,培养地力,减轻灾害,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第四,推广植棉技术。边区属大陆性气候,无霜期仅120-150天。因此,棉花宜种在较暖的地方和阳坡上,并要及时合理管理,争取棉花早熟。据1944年统计,全边区共植棉29.5万亩,收皮棉304.4万斤,达到边区需要量的2/3以上。第五,防治病虫害。¥虫、蚜虫、路虎、排黄牛牛,分别是边区主要农作物谷子,以及棉花、蔬菜和高粱的大敌。当时没有农药,发动农民在秋收后和开春前开展掏谷茬运动,消灭蛰伏的¥虫虫卵;用人捉手抹、烟草水涂洗、灯光诱捕等办法,遏制各种虫害。对谷子的长莠和麦子的黑丹、黄丹等病害,主要采取选择抗病强的优良品种和换茬种植等办法,收到较好效果。第六,建立光华农场。1940年成立后,积极引进繁殖和推广优良品种,抗¥虫性强的狼尾谷,两年内推广到边区17个县,面积10180亩,产量比当地谷子提高10%以上;子粒长、骨子细的金皇后玉米产量比当地品种高30%。特别是1941年边区发生了牛瘟,光华农场研究成功并制造出免疫血清16万毫升,疫苗10万毫升,全部进行免费注射,为扑灭甘泉县、富县、延安县、延安市、新宁县及关中中心区等地的牛瘟,作出了巨大贡献。
    (2)工业。为了坚持抗战,陕甘宁边区必须尽可能地发展工业,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纺织工业。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赖从外边输入。自这年8月利用国际友人兰道尔援助的9300多元法币、创建了仅10个工人的难民纺织厂以后,边区的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43年已有20多家,职工有1300多人。难民纺织厂就是依靠科技不断发展和扩大生产的典型。1940年该厂成立机械制造部,先后研制成功了立式水轮动力机、打毛除尘机、织毛毯机、打纬机等,对提高质量,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起了很大作用,生产蒸蒸日上。比如布匹,仅在延安一地,1938年产布140匹;1939年产布1426匹;1940年产布14470匹,毛毯420条;1941年产布18750匹,毛毯7661条;1942年产布22832匹,毛毯18800条;1943年产布30000匹以上,毛毯50000多条。第二,造纸印刷工业。当时边区纸张供应十分紧张,为了供给印刷《解放日报》和出版书刊所需的大量纸张,1939年4月创建了振华造纸厂,开始只有20多人,收购麻绳头、破布条等作原料。因为原料短缺,生产数量有限。1940年8月,该厂科技人员华寿俊等同志,用山沟里到处都有生长的马兰草作原料试验造纸获得成功,这在当时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原料有了来源,工厂生产迅速扩大,由原来年产纸张200-300令,猛增到5000-6000令。以后,技术人员杨凤锦同志又研究用稻草和麦秸作原料造纸成功(当时延安无此先例),为造纸原料来源广开了路子。1944年夏,原厂长王元一同志与老技师刘源合作,研制成功水力碾浆机,解决了造纸的动力问题,大大提高了纸的数量和质量,基本上满足了边区对纸张的需求。中央印刷厂的技术人员修旧利废,自己设计制造小型印刷机,小型排字机、铅字和整套的印刷工具。工人们认真学习和提高技术,熟练排字工人一月内能排到120-130万字,印刷了大量报刊杂志和有关抗战及马列主义书籍。第三,石油化学工业。为了开发利用陕北石油资源,科技人员经过调查研究,初步掌握了石油分布、采历、油质与历年产量、地质与地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推论。④1940年在延川县开设了永坪石油厂,利用简陋的设备,进行石油分馏,提炼出汽油、甲油和白腊油;在延长石油厂可提炼柴油、机器油、制造洋腊,解决了当时边区的机械动力和部分照明用油。在化学工业部门中,科技工作者试制成功了许多新产品,如日用品“新华牌”肥皂、化学墨水等;医药用的小苏打、酒精、五倍子酸;工业用的黄磷、硫酸、硝酸、盐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延安还分馏成功煤焦油,是边区化学工业上的一大成就。第四,军事工业。早在1936年我们党就成立了兵工厂,主要是修理军械。1938年初,沈鸿同志带了10部机器和7名技术工人,从上海来到延安,使兵工厂由单纯的修理走向研究制造。1939年4月,该厂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制造新式步枪一举获得成功,正式投入生产;并从这年起由子弹复装转为自己制造,1941年每月产量达13.5万发。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军用品也逐步升级,除了修造枪械外,还生产掷弹筒和迫击炮,1944年每月可生产五、六十门。同时,科技人员还研制了一种曲射、平射两用迫击炮,改革了炮的结构,增加了拉发装置,经过试验,命中率高,摧毁力强,是当时延安军事工业上的一项重大创造。
    (3)医疗卫生事业。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文化落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迷信、缺医少药、不讲卫生的状况十分严重。为了改变这种情形和陋习,医药科技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辛劳。第一,研制新药。他们利用简陋的条件,从边区盛产的中草药中提炼有效成份,制成各种丸、片、粉、酊等药品,到1941年,已制出新药千余种。特别是粗制青霉素的试制成功,是当时非常贵重的药品。第二,巡回医疗。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他们经常组织医疗队、防疫队,自带药品下乡为群众治病。1945年春,边区部分地方疫病流行,许多医务工作者报名参加巡回医疗队,仅到延属各县的就有72人,共计治疗4627人,还普遍为群众种牛痘和注射了疫苗,有效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深受群众的欢迎。第三,宣传卫生常识。边区由于长期缺医少药,巫神比比皆是,群众有病找巫神,浪费钱财还要送命。为此,医务人员在全边区开展经常性的卫生宣传活动,开展深入的反巫神斗争,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应。第四,加强疾病治疗。延安中央医院、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等医疗单位,发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仅中央医院就收治伤病员12677人,为救治干部和群众健康作出了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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