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①做为国民党领袖、中国抗日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既有把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联共抗日，对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的一面；也有继续充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坚持独裁统治，反人民反民主，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面。尽管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坚持独裁统治，反人民反民主倾向始终存在，但抗日倾向是其主要的一面。本文试就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政治表现作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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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自“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国民党政府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内竭立强化国家机器，长期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专制；对外为了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一贯实行媚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再采取妥协退让和奉行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明知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以武力吞并东北，他却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集中30万大军并亲自任总司令，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不惜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民族的敌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错误政策②。他在这一错误政策的指导下，先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但是蒋介石对日的妥协退让，不仅没有达到其“让出东北，以使日本担保中国本部18省完整”的目的，反而使“日本图华之野心日益显著”，这就迫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和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在对日关系上，他开始日渐强硬起来。一方面不放弃和平的企图，另一方面也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在土肥原通令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的最后期限到达的前一天（1935年11月19日），严正指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③其后，他指示与日本谈判的首席代表张群说：“以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整国交最低之限度。”④次年1月，蒋介石又严厉拒绝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广田三原则”。随后他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国家要来犯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⑤会议在蒋介石的支持和建议下，拒绝了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
    蒋介石在这期间还着手进行了抗御日本大规模侵略的一些准备工作。他于1935年和1936年，曾两度视察四川、云南、西康、贵州、陕西等省，准备必要时把这一地区作为同日本进行最后较量的基本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他还亲自主持制定了三年国防计划。其主要点是：第一，积极争取国际支援，特别是争取苏联的支援；第二，实行币制改革，为以后战争的巨耗准备财源；第三，在一些新的战略要地如上海、南京、长江沿岸和海岸的险要地区，修筑国防工事；第四，在交通方面，迅速修通粤汉路、浙赣路，延伸陇海路，新建苏嘉、湘桂、湘黔、黔桂、滇越、成渝等铁路，新建滇缅、桂越、甘新、川康等战略公路；第五，在军事方面，增编全国陆军，修建和扩大兵工厂，加强部队装备，实行兵役法，招募和征集新兵；第六，在文化教育方面，振兴国民精神，保护和转移北平等地的文化古物，并准备撤退沿海地区的高等学府等等。
    在这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他在军事上继续“围剿”红军的同时，多方派人通过各种渠道同共产党秘密接触，谋求“政治解决”以期尽快结束内战。1935年11月，蒋介石指示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等接触，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派员回国牵线搭桥，促使国共两党接触谈判；与此同时陈立夫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委派早年曾参加过“觉悟社”的谌小岑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及上海地下党秘密联系；随后宋子文通过宋庆龄请董健吾去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同中共谈判的消息。经过国共双方多渠道的接触、商定，终于派出了各自的正式代表，在南京坐在一条板凳上开始谈判。这次秘密谈判虽然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但两党之间的对话毕竟开始了。
    但是，此时蒋介石与中共进行秘密谈判，其目的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改编。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对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须解除，而后对它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⑥这种“政治解决”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中共的拒绝。于是，蒋介石便调集大军“围剿”刚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立足未稳的红军。1936年12月初，他亲赴西安督战，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但此时已与中共秘密达成统战协定的张、杨决心联共抗日。他们在“哭谏”无效的情况下，毅然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清醒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12月17日，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同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这样国共双方的接触进入了新的阶段。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就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加紧侵略，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共产党真诚的合作态度；全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民主党派风起云涌的抗日高潮，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时势和民心，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这是蒋介石自“四·一二”政变以来，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正确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