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几年内就为一大批知识青年所接受，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令人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
    关于这一问题，已有众多历史学家进行过探讨，中国历史学家的论著最多，其观点大同小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在他们看来，乃是不断克服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结果。在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转变”模式，即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于那些后来背离或退出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其原因据认为是这种转变不彻底。因而，在这里，无政府主义，作为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障碍。（注：例如，参见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运动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增补版）；李新：《伟大的开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蔡韦（张静如等）：《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增补版）。）
    80年代后期，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受到西方中国史家的影响，开始提出不同解释，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李泽厚的“启蒙--救亡”模式。新文化运动被看成是引进西方思想及其价值的启蒙运动，而当时的救亡危局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勃兴，从而启蒙被压倒。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适应于解困这种民族主义危局之需要的意识形态而被广泛接受。李泽厚极为简略地提到了无政府主义在其中的作用，并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战胜无政府主义，乃是因为前者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策略与方法。（注：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和“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泽厚没有通过专著使自己的模式精致化，同时这一模式亦含有强烈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内在信条。（注：美国学者舒衡哲是“启蒙--救亡”模式的另一位提出者，参见其《中国的启蒙运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据说，李泽厚与舒衡哲曾讨论过这一模式，参见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编织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些问题”，《二十一世纪》第二期（1990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关于李泽厚模式中黑格尔主义式的历史必然性意涵，参见拙著《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章。）这一模式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把这一模式更加简化，极力夸大并赞扬新文化运动中以弘扬“民主与科学”为代表的“启蒙精神”，从而为发生在当代中国的改革提供意识形态资源。
    对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起源之关系作出精辟分析的当属美国的两位历史学家。马思乐（Maurice meisner）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着重分析了民粹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但此书成书较早，有些史实尚未厘清，故其分析和结论有不尽确当之处。（注：马思乐（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另一方面，这本书在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着墨不多。
    Arif Dirlik 的《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一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给予了全面的分析。它在两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详细分析了无政府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影响。Dirlik此书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段落后来又重印在他的《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中，其中心论题就是把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观同其他激进主义（也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进行比较。（注：Arif 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该文以下简写为Dirlik（1989）。Arif Dirlik,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然而，作为一个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左派学者，Dirlik过多地关注于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观之间的差异，并且试图展示无政府主义的某些先见之明，而在价值理性层面上对中国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连续性毫无关切。由于对于自由主义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并不认同，Dirlik对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思想中价值一元论所内含的极权主义倾向他也未加分析，从而未能揭示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所持的价值一元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起源的关系。此外，他也未能揭示传统文化借助无政府主义为中介在塑造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总之，现有的研究成果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大量问题依然有待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