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读互助运动失败之后，他们感受到个人和小团体的无助。施存统说：“以我们这点薄弱的能力，要想单独和一个诡计百出的万恶社会奋斗，那里有不失败的道理！”（注：施存统：同前文，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6页。）此时，更多的人则从积极的角度去考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其心灵深处，不止有对个人力量无助感的悲叹，更多的是有一种把个体“我”融入整体的“社会”的内驱力。恽代英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创办的利群书社在工读运动中，相对比较成功，其成员注重道德改造，并始终保持着团结。（注：利群书社大约是在1921年秋天由社员主动提出解散的，参见廖焕星：“武昌利群书社始末”，载《“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6-302页。此后，该社员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们大都保持着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许多人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献出了生命。）然而，恽代英并不满足于此，在利群书社创办几个月后，他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一文，该文集中表现了恽代英对自我与社会之关系的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恽代英一反当时流行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倾向，明确指出：“只有人群，只有社会，是唯一自然的实在，亦只有他配得上做宇宙一切事物的中心。”他把新村运动与阶级革命运动都视为个人主义的社会运动，在他看来，两者都是为了增进个体（或小团体）的利益。他认为“个人的生存，只是全人类生存的一种方法。个人的幸福，只是全人类幸福的一方面表面。”（注：恽代英：“论社会主义”，载《恽代英文集》（上），第254-255页。）恽代英还常常感受到从完善个人到完善社会的道路之漫长，他在致王光祁的信中写道：“我虽说为我的理想奋斗，但我的理想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有一大部分实现，而我可要憔悴死了。”（注：恽代英：“致王光祁”，载《来鸿去燕录》，第110页。）
    于是中国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把关注的重点从个人道德的改造转向了社会的改造。施存统从工读互助的失败得出两大教训，即“（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无论工读互助和新村”。他完全接受了戴季陶的主张，提出：“我们要改造社会，我们还必须投向资本家手下的机关去。”（注：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9页。）同样，自1920年秋天以来，恽代英更加关注社会改造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育家，1921年4月，他在《中华教育界》上撰文，提出“教育家必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教育家必同时兼营各种社会事业，办学校，只是完成他教育事业的一个手段。”（注：恽代英：“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载《恽代英文集》（上），第293页。）
    3.民粹主义倾向民众意识的增长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S.M.Lipset在对不同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知识分子所扮演角色的比较分析中指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拥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力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表示不满，而且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就在于人民。同时，他们的民粹主义也派生于他们对更发达国家所持的一种矛盾心理。……对民粹主义的崇拜产生了一种信念，即‘相信普通民众（即未受教育者和非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道德价值’。”（注：S.M.Lipset:The First New Nation （Garden city:Anchor Books Doubleday & Co.Inc.1967），PP.77-78.）在寻求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找到其力量源泉，他们正象Lipset所分析的，把目光投向人民、或民众、或平民（庶民）。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在五四运动前后兴起。
    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民粹主义（populism）即不是一个连贯学说的名称，也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运动的旗号，但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表征当时广泛存在于各种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一种态度，即对下层民众道德力量的崇拜。
    这种思想倾向的智识来源相当复杂。首先，它同无政府主义本身有着难解之缘。无政府主义始终把在不平等的等级体系中受到压迫的下层民众视为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最主要内容便是开展所谓的“平民大革命”，以图打破既定的社会不平等。
    其次，在五四运动前后，一股对民主（democracy）的民粹主义理解，即民粹主义民主的思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民主一词译为“平民主义”或“庶民主义”，而放弃了以前常用的“民主主义”或“民权主义”等译法。译名的改变表证了人们思想上的变化。“民主”不再限于政治领域，而扩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民主”被理解为一种解放运动，平民不受官僚的束缚，劳动者不受资本家的虐待，女子不受男子的支配，学生不受教职员的压制，……等等。在这股“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使下层民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成为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刻意以求的目标。（注：参见朱志敏：“论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想”，《近代史研究》（北京），1989年第二期，第4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