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政府主义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
    在1919年以前，中国实际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一个团体宣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同无政府主义的情形完全不同。事实上，早在1905年，同盟会与梁启超的争论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但论战双方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符中国国情，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革命的理论家，被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发现。（注：See Dirlik（1989），PP.95-96.）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大约是在1920年夏天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他们更多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许多人致力于传播和宣传无政府主义，例如吴玉章和陈延年，前者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注：参见（日）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以及第36-37页。）后者（陈独秀的儿子）曾是《进化》杂志主要编辑和撰搞人之一。（注：参见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载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简写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952-953页。）邓颖超在30年后对天津“觉悟社”的回忆中透露了他（她）们当时对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向往：
    （当时）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
    1.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无政府主义
    李大钊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何时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很难考证的史实。Dirlik认为，李大钊很可能是受《劳动》的影响。（注：Dirlik（1989），P.28。）其实，在此之前，李大钊便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但是他没有无政府主义者所共有的激烈的斗争意识。李大钊对新文化运动激进的抗争意识似乎也持保留态度。他在1917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青年与老人》一文中指出：“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贵族与平民协力，地主与佃户协力，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协力。”（注：李大钊：《青年与老人》，《李大钊文集》（上），第368页。）
    在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全面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其集中体现是他在1919年7月6日发表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他把互助视为人类进化的真理，同时把阶级竞争视为人类前史的特征，是“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的一条不可避免的途径。（注：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李大钊文集》（下），第16-19页。）经考证，这篇文章写于李大钊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之前，事实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除了客观详细地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以外，李大钊依然坚持他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的观点，他认为必须把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即阶级竞争与阶级互助结合起来。（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即“马克思主义专号”，事实上并非在五四运动前出刊，而直至1919年9月才出版。而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写作日期大约在该年8月。参见刘维：“一个必要的考证”，《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
    李大钊接受无政府主义，与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与儒家士子们一样，李大钊在分析问题时倾向于诉诸道德，个人道德的修养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确立，被视为创造“青春中国”的根基。（注：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李大钊写了如此之多的讨论青年人生观的文章，如“《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生之努力”、“青春”、“今”等。）在他看来，“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互助的原则，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他指出：“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注：Robert Scalapino and George T.Yu: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ia Press,1961），第16、18、19页。）在这里，“修齐治平”的儒家信念在李大钊的无政府主义中凸现出来，道德理想主义既是目标也是手段。
    同时，儒家的另一个基本信念，即小我与大我同一，也始终呈现在李大钊的文字中，在他那里，个性的解放，自我的修养以及青年的进取精神，都只有在创造“青年中国”以及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才具有其价值。他坚信，“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力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注：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李大钊文集》（下），第16页。）因此，个人的我融入整体的“我”，人生才有意义。
    正是基于对无政府主义式道德乌托邦的追求，李大钊对北京大学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活动予以热烈支持。他为“工读互助”活动热心捐款，并称“耕读作人”是一句绝好的新格言。（注：孤松（李大钊）：“工读（一）”，《新生活》第18期（1919年12月21日），载《李大钊文集》（下），第171页。）当时这种乌托邦实践失败之后，李依然保持乐观，主张“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注：李大钊：“都市上工读互助团的缺点”，《新青年》七卷五号（1920年4月1日），载《李大钊文集》（下），第212页。）表现出民粹主义倾向。李大钊把“少年中国”运动看成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注：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1919年9月15日），载《李大钊文集》（下），第45页。）
    在研究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与北京大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无间。1920年秋，他在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黄凌霜、陈德荣等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主要成员。（注：关于《劳动音》杂志的情况，可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册，第71-74页。中共历史学家一般仅把创办《劳动音》归功于邓中夏，不提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的作用。郑佩刚在回忆中说，《劳动音》是黄凌霜主编的，参见郑佩刚：前引文，载《资料》，第962页。张国焘也说黄凌霜是《劳动音》的主编，参见其《我的回忆》（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第106页。）同年12月，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八位发起人中有两位是奋斗社的成员，即郭梦良和陈顾远。
    2.陈独秀的平民主义民主观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陈独秀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这一点非常独特。尽管有一陈独秀的传记作者认为，早在1911年以前，陈独秀就了解并赞同无政府主义。（注：See,Lee Fei-gon:Chen Du-xiu:The Founder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w Jers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56.）但这一说法根据不足。陈独秀1920年在日本期间曾与张继过从甚密，1904年又积极参加暗杀团的活动，1905年同刘师培也有一段短暂的同事时光，（注：参见仁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46,65-68,69页。）但这些活动只不过是模仿俄国激进派的一些革命手段。没有证据表明，陈独秀与刘师培等人在政治和社会思想上有投合之处；旅法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师复等对陈独秀也没有什么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一开始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强调生存竞争。（注：关于陈独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可参见顾昕：“从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到社会的批叛者：试析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陈独秀在中国现代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载汤一介《论传统与反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第215-240页。）同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对民主的理解是一种平民主义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其核心论是人民主权论和政治平等。（注：关于陈独秀的民主思想的详细分析，可参见：“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试论陈独秀的平民主义民主观”，载《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第215-240页。）五四运动前后，在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陈独秀的“民主”观从政治扩及到社会各个领域。此时，他开始笼统地赞成社会革命，并基于这一立场，在1919年4月转变了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注：陈独秀在1919年1月还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十月革命是“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反对者”。在四月发表于《每周评论》上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他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8页。）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一度支持无政府主义的一些活动。1919年底，他与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并组织募捐活动。翌年2月，陈独秀来到上海。他有同王光祁、张国焘、彭璜等在沪发起组织了“上海工读互助团”。（注：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09页，115页。）同时陈独秀与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合作，于1920年7月建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把《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这段期间，他们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注：据郑佩刚回忆，陈独秀在上海期间与各派社会主义者友好无间。他们利用“民声社”存下来的一部印刷机办了一个印刷所。郑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的妹夫）。参见郑佩刚：同前文，载《资料》，第957-960页。）
    3.恽代英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恽代英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恽代英的无政府主义中，对于自我完善和社会道德的关注是十分突出的。早在1914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义务论》一文中，便用现代的语言高扬了这种儒家意识。在他看来，一个“无贫贱富贵之阶级，无竞争防御之忧患”的大同之世的发达，在于“人类之利他心”，因而他倡言“义务论”，反对“权利论”，以此作为天下治平的基础。（注：恽代英：《义务论》，《东方杂志》第11卷第四号，载《恽代英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在1915年，恽代英就对传统的习俗、信仰和社会规范表示怀疑。他不满于既定条条框框的束缚，强调“夫大道天下以，非圣人所得私有。圣人之言行，偶合于道，而道周自道，不必遂为圣人之附属品也。”（注：天逸（恽代英）：“怀疑论”，《光华学报》第一年第一、三期，1915年5月1日，1916年3月1日，载《恽代英文集》（上），第17页。）他蔑视圣人，力图自己去追求这一大道。这使我们不禁联想到王阳明的话：“道，天下之公道也；天下之公学也；非朱之可得而私，非孔子可得而私。”（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答罗整奄少宰书”。）
    1917年1月7日，恽代英在答一次记者问时，把振兴中国社会事业的关键归结为八项道德因素，即公德、公心、诚心、谨慎、谦虚、服从、礼貌、利他。（注：恽代英：“社会性之修养”，《光华学报》第二年第一期，1917年1月7日，《恽代英文集》（上），第27-32页。）在他那里，对这些道德规范的关注，不止是为了使自己修养成一个完善的人，而且也是为了一个完善的社会提供一个出发点。这篇文字的题目《社会性之修养》，言简意赅地体现儒家传统的这一基本信念。
    恽代英不是一个空谈家。1917年10月8日，他发起创办了“互助社会”。这是一个注重个人修养的小团体，其章程规定了如下的道德规范：“不谈个人得失”。（注：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18-119页。）在互助社的帮助下，一大批个人小社团在武汉纷纷建立起来，其中有健学会、辅社会、日新会、诚社等等，其成员相互重叠。1920年初，利群书社在武昌成立，这是恽代英们试验新生活的基地。他们的生活颇似刘师培在1907年所描述的无政府社会的构想，这一社会由许多小的“自由联合体”所组成，在这些小的联合体中私有财产制将被废除，并且为公有制所取代。（注：张灏：同前书，第242页。）
    恽代英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这在那个倡导个性解放的时代是独具特色的。“公”是恽代英特别重视的社会价值，“利他”则是体现这一价值的道德实践。在他看来，随西方思潮而引入中国的权利否定了人类的的利他心，把文明视为竞争的产物，实为“罪恶的渊薮”。（注：载《恽代英文集》（上），第3页。）恽代英把社会的改良作为他首要关切的问题，并且自觉地把个体同社会联系起来。他倡导“力行救国论”，提出，“盖以治天下之本，在改良风俗，不在改良政治，而改良风俗者，匹夫之力尤较政府为大”。（注：恽代英：“力行救国论”，《青年进步》第17册，1918年11月，载《恽代英文集》（上），第178页。）基于此，恽代英表示自己是一个“完全不相信政治运行值得我们努力的人”。（注：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一期、第三期，载《恽代英文集》（上），第249-256页。）恽代英这种把自我融入社会的内驱力使他与民主思想更为贴近。
    恽代英不是国学家，但儒家传统中的“修齐治平”的道德追求，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理想始终埋藏在他心里。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奋发”精神，同恽代英对完善个人和完善社会的追求，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不懈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