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向共产主义民主之路
    在智识的道路上，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正是在1920年左右，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外各种思潮和社会形势的影响下，相继迈开了这一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开始形成。
    1.幻灭感和疏离感
    在1920年初，许多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一段短暂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苦闷期，这是种种无政府主义乌托邦运动相继失败而引致的幻灭感和疏离感的结果。
    1920年3月，风光一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在仅存三四个月后就宣布解散，在知识界引起了热烈讨论。胡适批评了工读互助运动的“乌托邦主义”，在他看来，工读互助只不过是一种半工读的方法，至于要“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则是不太切事实了”。胡适在这里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敏锐洞察到其中的问题，但他没有从理论上指出乌托邦主义的内在困境。陈独秀把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原因归因于“人的问题”，即“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王光祁基本赞同陈独秀的看法，他特别指出，工读互助团员中有两类人，一派是把工读互助的理论说得天花乱坠，但不肯工作，另一派则是很能工作，但对工读互助主义不甚了了。戴季陶代表了一种左倾的观点，他认为在资本家统治的社会中，工读互助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号召青年“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厂去。”这显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他实质上是号召人们投身于一场改造生产关系的经济革命。李大钊虽比戴温和一些，但他同样把工读互助的失败归咎于社会，在他看来，都市的地皮、房租太贵，加之资本家的剥削，因此维持工读互助是很困难的，更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李大钊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开展新生活。（注：以上讨论参见《新青年》七卷五期，1920年4月1日，Dirlik（1989,P.180）认为，在这场讨论中，胡适和王光祁持右派观点，陈独秀和戴季陶持左倾观点，李大钊偏向胡适，这是不确切的。）
    施存统在1920年4月10日《星期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更准确地表露了该运动亲身参与者的幻灭感和疏离感。他告诉人们，在建团之初，他们曾就共产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学校问题、男女共同生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长时间的讨论，订立了一些规定；开始几天，他们感到，“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了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然而，好景不长，工读互助团很快出现了感情隔阂和精神涣散。施存统承认，虽然大家表面上一致，但精神上却很痛苦，同时人与人在性情、个性上有很大差异，长久以往，精神的一致必然破裂。（注：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育”，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23-439页。顺便说，施在此文中对胡适的见解最为不满。）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积极自由”观的内在困境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然而，施存统并不这么看，他把更主要的原因归结为外部的“经济压迫”。在他看来，“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他感叹说：“我们这个工读互助团，隔离社会又太远，对于社会实在的情形仍归一点观察不出。……我们本来要想去改造社会，有了工读互助团，连社会都钻不进，那里还说什么改造的话呢？”（注：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育”，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36页。）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远在安徽的恽代英深受震动，一如既往，他依然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该社团“未注意反省自身”，他援引利群书社的例子证明，在工读互助运动中，自身的反省和团体的修养是不可少的。同时，恽代英也表达了他与社会的强烈疏离感，在他眼里，旧职业与其理想的社会是如此不调和，在那里，“只是以饭碗主义号召聚集一般素不相识的各色人物。”
    寻找心灵的家乡，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园，这正是一代知识青年的普遍心声。然而，种种无政府主义乌托邦运动的失败，使他们感到，这个社会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
    2.从改造个人到改造社会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建立新社会。他们都持有一个儒家式的信念，即完善个人是完善社会的一条通途。无论是工读互助团，还是利群书社，其最初的宗旨都是在一个个小团体中进行个人的道德改造，从而建立一种“新生活”。这是实现其理想的第一步，而这些由经过道德改造的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便是“新社会的胎儿”（王光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