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未曾像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那样发起过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中国亦没有象俄国村社那样的农村社会组织可供推崇，但中国知识分子的确从俄国民粹派那里汲取了思想力量。一时间，“到民间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成为非常流行的口号。
    许多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持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详细分析这种倾向的思想来源是本文力所不能及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都程度不一地受到了民粹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这同他们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并行不悖的。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就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他指出，19世纪俄国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是20世纪中国青年的典范。李大钊号召中国青年到农村去，使农民从麻木的状态清醒过来。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而且也是试图在中国建设宪政的青年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李大钊又对乡村生活的完善和纯洁作了一番浪漫的描述。这样，青年到农村去，就不止是为了履行其社会责任，而且还能从城市的腐败影响中挣脱出来，找到安生立命之处。（注：对《青年与农村》的分析，参见马思乐，同前书，第87-96页。）
    这种民粹主义倾向并不是李大钊个人的。同一月，若愚（即王光祁）在《晨报》上撰文，提出“与其在劳动界以外高生大呼，不如加入劳动界中，实行改革。”（注：若愚：“学生与劳动”，《晨报》1919年2月15日，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第105页。）
    对民粹主义民主--即所谓“平民主义”--的宣传，也发生在1919年初。在该年一月创刊的学术性刊物《北京大学月刊》上，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发表了《庶民主义之研究》一文，揭开了鼓动“平民主义”第一章。五月，谭鸣谦（即谭平山）在《新潮》上发表了一长篇论文《“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这是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学生对民主的理解。此文把民主区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即：第一方面：政治的德谟克拉西Political Democracy；第二方面：经济的德谟克拉西Economical Democracy；第三方面：精神的德谟克拉西Philosophical Democracy；第四方面：社会的德谟克拉西Social Democracy。在这里，谭把政治平等、社会公正、人道主义、国家主权、人民自由意志的表达、世界和平以及劳动问题都装入了他的“德谟克拉西”的大口袋中。他把社会主义列为“社会的德谟克拉”的内容。谭鸣谦告诉读者，民主的潮流是世界大潮，“世界潮流只有顺应而无抵抗。今日亦只有旦夕蕲望我国国民，趁此潮流，大众觉悟，革命洗心，痛自改悔。步文明先进国之后尘，于共和政体之下，发挥社会的‘德谟克拉西’之真精神，无论政治经济教育莫不循此正规渐进于完美境地，而尤宜急于社会政策之实行，社会问题之解决，使现实社会得复返于安稳状态。”（注：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新潮》第一卷第五号，1919年5月1日，第807-821页。）
    1919年，约翰·杜威访华，为“平民主义”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杜威把民主分为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生计的四种，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陈独秀专门就此撰写了《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他进一步把社会经济的民主视为政治民主的基础，赋于极高的重要性，在政治上，陈则要求实现“人民直接议定宪法”、“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的绝对的人民主权论的理念。（注：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1日，第13-21页。）
    北京大学的学生最早投入到平民主义的实践中去。1919年3月，邓中夏、罗家伦、黄日葵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该演讲团的成员开办了两所工人夜校，一所在北京大学校内，一所在北京郊区长辛店为铁路工人而办。这两所夜校无疑是平民主义思想的具体化。（注：参见舒衡哲，同前书，第103-109页，以及151-153页。）
    工读互助团在1920年初的失败加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意识。施存统提出了“进工厂里去”的主张，他说：“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注：施存统：同前文，《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22页。）这年4-6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有八位青年就“去与劳动为伍”和“往田间去”的主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是年12月，恽代英在致刘仁静的信中也提出要到田间去，他更关心乡村教育问题。（注：恽代英：“致刘静仁”，《来鸿去燕集》，第88-94页。）
    在同一时期，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对民众力量的崇敬也迈上了一个的台阶。1920年8月，李大钊在《晨报》上撰文提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基础。”他呼吁全国的公民随时随地自由集合国民大会，“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以表达民意。他以充满激情、亢奋的语言预言到：“民众啊！只有你们是永久的胜利者。”（注：李守常：“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李大钊文集》（下），第239-241页。）
    然而，正如Lipset所说，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导致知识分子真正理解或欣赏，甚至对人民持一种平等的态度。中国知识分子的背景与他们所关心的人民的背景是很不相同的。”（注：S.M.Lipset,op.cit.,P.78.）中国知识分子在实践“平等主义”思想之初，他们是作为启蒙者，来寻求“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李大钊语）。但他们的启蒙并未受到民众的欢迎，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自发和非自发的抵制。罗章龙曾回忆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接触工人的过程中，碰到了所谓的“工学界限”的问题，即工人对学生隐约怀有若即若离的态度。（注：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06页。）青年的知识分子们此时深切感到，他们不仅同现存的权利结构是疏离的，而且同他们企图依赖的民众也是疏离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生决心要“与工人打成一片”，使“学生生活工人化”，（注：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06页。）这正如Dirlik所说的，在“五四”后期，一种新的观点--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教导劳工，而且也要向劳工学习--产生了。（注：See Dirlik（1989），P.67。）
    4.阶级斗争与“劳农专政”思想的胜利
    在民粹主义思潮勃兴的背景下，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抽象的“平民”概念一步步清晰、具体起来，“平民”愈来愈等同于“劳工”、“劳农”或“劳动者”。阶级意识在他们心中不断成长。这种阶级意识同他们所受的无政府主义影响有着直接的智识联系。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把阶级问题视为贫者与富者、劳动者与不劳动者、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中国共早期共产主义者几乎完全接受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阶级观。
    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各派社会主义者掀起了大规模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新青年》出版了特大的“劳动节纪念号”。吴稚晖用篆字德智体为该刊提写了“人日”两字，表示一向被当做牛马的劳动者要站起来做人。蔡元培和孙中山也为该刊题字。值得一提的是，有13位工人的题词被置于与上述三位知名人士同等的地位上，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破天荒之举。这一月，《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满载庆祝五一节的文章。这次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后一次合作。
    陈独秀在这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这是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的讲演稿。他声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在他看来，做工的人包括“种田的、裁缝、木匠、小工、铁匠、漆匠、机能匠、架船工人、掌船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等”。这种把社会、职业、伦理等因素纳入阶级分析当中的做法绝非限于陈独秀一个人。他号召打破传统的“劳心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注：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载《独秀文存》，第300-302页。）
    阶级意识的增长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俄国苏维埃政府被称为“劳工政府”，俄国革命也开始被视为一种旨在实现“劳工专政”的阶级革命。1920年3月，俄国政府宣布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消息传到中国，更是激起中国各界的一阵骚动。一时间，俄国成了人道主义的化身。《新青年》从8卷1号（1920年7月）起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当时颇具声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震瀛（袁振英）便在该栏中发表了大量赞扬苏联“劳农政权”之“成就”的译介文章。
    在这一时期，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一种泛泛的“社会革命”理论，而是作为一种卓有成效的“阶级革命”的策略，吸引了大批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陈独秀1920年9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谈政治》是这一思想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他那里，阶级斗争作为受压迫者翻身求解放并实现一个平等的社会的手段，具备了完全正当的理由。陈写道：
    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之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情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之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的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些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制度废去，将过去的不平等经济状况除去。